少儿时带弟弟妹妹本是一件开心的事，但弟妹多了便有些烦，不仅玩不好累得很，还经常是屎尿沾身。

　　我父亲病故时我只有三岁，三年后母亲与早已丧妻的继父结婚。继父读过私塾比我母亲大十岁，其前妻只生一女，且已婚配。他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急盼有个儿子，更希望能“多子多福”。我7岁时，母亲生了我的大妹，继父长叹：“天啊!难道我就是得女孩的命。”哪知第二年大妹还不到一岁半，母亲就生了个男孩，继父如同天上掉下个月亮，为孩儿取名国生。他的生命似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由闷闷不乐变为笑口常开。之后又连续生了两个弟弟，分别取名为国宝、国光，在建国十周年出生的这位弟弟则取名国十。这样一个接一个，我一共有5个弟弟、3个妹妹，且个个长大成人。继父说是我给“带发”的，称我为“发达孩子”。那时婆婆和外婆都离得比较远，不能前来帮忙照顾，母亲的苦情是当今年轻女性不可想象的。她除平时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外，在怀孩子时先是挺着大肚子做这干那，甚至临产前还在干打砖之类的重活，有个小孩就是因为劳累过度而流产了，不然我就有9个弟妹。在月子里就要洗衣做饭，忙得不可开交。开始我带一、二个弟妹还有味，多了麻烦就来了。小小年纪的我往往是背上“捆”一个，左右手还要一边牵一个，上小学读书也经常是要背个去。想与小伙伴玩点什么跳屋、跳绳、捉迷藏之类的游戏很难，只能在旁边看着。记得有次我忍不住在背上弟弟的屁股上拧揪一下，他哭了起来，便说是他要吃奶了送给母亲，才和伙伴们玩了一阵子。如今那位被拧屁股的弟弟也60岁了，并早已当上爷爷。每年春节前，母亲更是忙得三双手都做不赢，除洗这洗那搞卫生外，还要给全家人每人做双新鞋、缝套新衣，给继父和弟弟们剃头，炒红薯片、豆子、花生、“冻米”等年货，夜以继日地忙着。有次，我经不住同伴的诱惑跑到学校打乒乓球去了，结果有位弟弟跌倒在屋前的小沟里，数九寒天全身湿透。我回来后，母亲将火气往我身上发泄，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边哭边申辩：“又不是我带跌倒的，你自己没管好还怪我，管不了就别生那么多嘛!”那天我赌气没吃饭，母亲也许是认为自己打错了而暗暗流泪，并盛起饭要弟妹送给我吃，体现着慈母的十指连心。后来她说：“多崽多女多冤家，要是那时有计划生育就好了，自己少受罪，子女也少吃苦”。我们笑着回答：“忆苦说甜，宣传计划生育，您是个好典型。”那个时候的孩子是“贱养贱长”病也少，现在一对夫妇一个小孩几代人忙，有时还弄得“锅”不对“灶”。母亲还说，她不图享什么福，子女能平平安安、成家立业，并能“齐齐”地送她上“山”就是她最大的满足。可怜天下父母心，她老人家如愿了。

　　如果父母外出劳动或是走亲戚家去了，我就要正儿八经地当起“保姆”来，最要紧不许他们靠水、靠火、爬高，火塘、水缸、板梯特别是塘边不准他们去。那次煮中饭，给他们每人煎了个荷包蛋，弟妹好高兴。(因为平时不能随便吃，要留着待客或做人情、卖钱)下午母亲回来后，有位弟弟不知是“讨好”还是“告状”，马上赶向前小声说：“妈妈，哥哥给我们煎了蛋吃。”母亲看了看放蛋的罐子，对我说：“你这个仔即(家乡母亲对孩子的爱称)自己不吃，省这点做‘马格’(干什么)?”我到县城上中学后，带弟妹就少了，但每到周末回来时，便用我砍窑柴、捡柑子皮等得来的钱买些糖包或饼干分给弟妹们吃，所以到时他们一群会跑上老远来接我。

　　长兄如父。弟妹们长大后，他们的读书、工作、婚配包括后来他们子女的一些事要进入我的考虑之中。每年的除夕、中秋节，在郴州的弟妹都到我家里过节，这一“家规”我老伴坚持到今。有什么家事，他们都说：“大哥听你的，你说怎么就怎么。”我说“集思广益，还是商量为好”。母亲看到我那副操心的样子发出感叹：“古话没错，铁莫做锅，人别当哥!”父母去世后，我自然是继续费心，尽管自己年纪大了，还是要尽力为之，虽难满人意，但无愧我心。有时为他们办事在外碰了“软钉子”也有苦涩，感到是做不完的“作业”、答不完的“题”。但想到一母所生，血脉相通，只有今生今世的兄弟姐妹，务必珍重;想到他们的子女大多已大学毕业，有的读研、有的考上了公务员，且多数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这无疑是对父母在天之灵的慰藉。所以为弟妹着想办事既是自己的一份责任，也是对父母的一种回报，于是，心里又舒畅起来。再说，弟妹们对我是“一往情深”，经常联系，帮这帮那。我因伤病住医院时，他们来来去去、问寒问暖，学医护的还帮助护理，释放着骨肉相连的情感。这恐怕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特色，是中国家庭的共有的家情。

　　苦也罢，甜也罢，“多子多女”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有这么多弟妹的长兄也不会再有，回忆以往的岁月，我不忘母亲以自己的切身体验说出的那句真话、实话。是啊!计划生育好，利国又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