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确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户口“合二为一”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重大改革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也是城乡统筹的一项重要举措。它为农村人进城、外出务工创业提供了平等、宽松的环境。随着这一体现公平、公正改革的实施，“跳农门”、“农民工”这类特殊名词也将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作为一个过来的老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当下，人们对“农”与“非农”户口区别的观念似乎淡薄多了，有的还将城镇人口转回了郊区农村，可在计划经济时期那大不一样。由于历史原因和粮食形势，那时的“农”与“非农”的区别，成了“三大差别”中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志。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粮食紧张时，持城镇户口的粮食指标虽然也低，但能保证供应，还有猪肉、古巴糖等物资配给，很少有人吃糠粑、野菜、蕨根渣之类，而农村人那就饿得真没办法。再说参加工作，有城镇户口就有了“准入证”，而农村人就很难。城镇户口成了人们朝思暮想的“香饽饽”、旱涝保收的“铁饭碗”、跳出“农门”首要一道“门槛”。我们家乡将有城镇户口、有工作的称之为“吃国家粮”、“吃田坎上的饭”。在众多人眼中，这是件“高”人一等、十分 “荣耀”之事，男女青年找对象也是个重要条件。有些年轻帅哥、漂亮姑娘因是吃“农村粮”似乎“身价”降低;有的美貌姑娘为了得到城镇户口，宁可嫁给城里的残疾人或老头。而城里一些找不到对象的男人才降低“标准”、把目光转向农村;不少“半边户”因解决不了城镇户口，天远地远分居两地，到退休才能团聚，有的甚至离了婚。那时，一个农村女支书嫁给一位工人顺理成章，而一位女教师与一位农村大队支书结婚却不可思议。记得还有这么个笑话，有位农民抱着自己的一个小女孩开玩笑：“小妹子，快快长!长大嫁个连排长;吃上‘国家粮’ ，日子好风光。” 有趣的是这个女孩子长大后参军居然当上了排长，找的对象是个营长，人家夸他家祖坟地好。那年头，农家孩子为了跳出“农门”、改变“命运”，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好好读书，力争至少考上中专(包分配);二是参军入伍，争取当军官;三是当大队(村)干部争取录用为国家干部或民办教师转公办，干亦工亦农、亦农亦商转为正式工;四是矿山招工(一个时期除矿山外，其他行业都不向农村招工)。我家兄弟姐妹多，在跳出“农门”的打拼中这几种情况都有，故深知其酸甜苦辣。如为解决我爱人的户口就费了不少神，结婚后一直没有将她的户口迁到我家，而小孩则在我家落户，开始有人还以为我是有别的想法，其实是为她“农转非”而采取的一项“因地制宜”之举。因为考虑到自家弟妹多和当地“人文”环境带来的难处。我爱人只上过两年小学，县里有领导曾想照顾安排她到公社信用社或当小学民办老师，我自知文化低而放弃。后来，安仁县委的老书记、时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王川飞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对我说：“小谭，你爱人的户口还是通过招工一起解决为好，有的工种文化低一点也可以，我正在想办法安排招工指标。”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我的住室交给一个信封，说：“这是给安仁两个招工指标的通知单，你爱人一个，另一个给她所在的清溪公社，好让事情办得顺一点。我已与周名修同志(安仁县委书记)讲了，如有难处给我个电话。”那时，公社、大队的权力很大，如他们不同意、不签字盖章就不行。我三弟是村干部，年轻工作好。县里几次要将他录干，都被公社主要负责人给“卡”了，后是那人调走后才办成。我爱人的招工则办得顺利，考察、体检几天搞好，由县供销社安排到安平供销社饮食店。当时，清溪公社党委书记唐森林同志对我说：“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搭的那个指标我们不要，讲起不好听。”后来那个指标给了县委一领导的亲属，那人说是托我的福，我回答：“我们都是托共产党的福”。第二年，安仁县分管政法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廖开镇同志根据子女户口随母的原则，批示将我三个小孩转为城镇户口。说实话，如没有组织和领导的关心，我这一家也许不会有今天的“小康”。还值得一提的是，王川飞同志为我帮了这么大的忙，却不肯收我任何东西，送点什么农副产品，他批评说：“小谭，搞这玩意干啥!”将心比心，知难想难。之后，我也在此类事情中积极为一些求助无门的平民百姓帮忙出力。有道是：人往高处走。现在回想起来，尽管有封建残余思想和世俗偏见的影响，但当时农村如果有今天这般丰衣足食，人们也不会那样一门心思去跳“农门”。

　　那时的户口管理政策性极强，“农转非”规定很严格，清理“农转非”还曾是一项严肃党纪的专项行动，有的不仅家人被清退了户口，自己还受了处分。上年纪70年代末，有位同志的妻子患癫痫病，我们带她到地区精神病医院检查后开出证明，解决了城镇户口，不久被视为不正之风给清退，但后来还是实事求是地恢复了。当然，一些有特殊关系、后台硬者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可以从“后门”不知不觉地跳出了“农门”。但从另一方面讲，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政策，二元户籍管理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虽然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不这样麻烦更多。

　　改革开放后虽然粮食放开了，但户籍还未改革。而成千上万的农民汇成“民工潮”涌向城市打工。他们闯世界、抓收入，历尽千辛万苦，其中所受到的歧视更是一言难尽。他们唱的那首《春天里》的歌就是一种心灵的呼喊。农民工的遭遇和困难，引起了党和政府、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重视和关注，记得有位全国人民代表还提议要取消“农民工”这个称号。我想，实行户籍改革与此不无关系。城乡户口改革的消息，在社会上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可谓万众瞩目。有的农村人高兴地说：“这就好了，天下皆‘居民’，城乡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