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段实现转折的历史，凸现了一代伟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光辉形象和丰功伟绩。有位名人说：“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邓小平的作用是第一位。”作为一位老新闻工作者，我边看边回忆，恢复高考、真理标准讨论、知青回城、平反冤假错案等，那一件件、一幕幕的拨乱反正，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因对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接触更多、感受也更深，其中还自然想起了那件“问路”的趣事。

　　由于种种原因，那时湖南推行联产承包责任行动似乎比有些省市慢一步。但郴州地委领导却十分活跃，他们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和中央对湖南工作指示的精神，从实际出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推进这项工作。那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改革，当时有些地方的干部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思想阻力比较大，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批了那么久的‘三自一包’，现在又要来搞?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什么?”“当年毛主席倡导的农业合作化难道搞错了?”“田土到了户，干部干什么?”等。有的地方因“包”与不“包”弄得干部与群众对立情绪大，有的还引发了父子吵架、夫妻不和的“家庭革命”。面对这一情况，郴州地委解放思想、因势利导，将大张旗鼓的宣传发动与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合起来，首先解决对联产承包“姓社姓资”的认识问题。地委书记熊清泉同志轻车简从深入农村，白天看生产、晚上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干部群众的要求和建议，有的放矢地为基层干部解难释疑，切实解决 “群众要‘包’、干部怕‘包’”和“想‘包’不会‘包’”等问题。他下乡虽只带三四人，但几乎每次都安排我去(那时《郴州日报》还未复刊)，加上平时下乡采访，对此可说是“多见多闻”，“问路”就是在调研时得到的一个故事。那是某地一个大队副支书在春耕大忙季节来到其所在公社。公社领导问他有什么事，他一本正经地说:“来问路。”开始还以为他是要出远门，了解走那条路好，便问：“要到哪里去?”不料问答是：“我是来问这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怎么走?难道还要走回头路，搞分田单干?”公社书记听后，心平气和地与他摆事实讲道理，如“‘大锅饭’到底好不好?为什么各家的自留地都种得这么好?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是谁吃亏受损?”“邓小平副主席讲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千真万确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能促进生产发展、改善群众生活，就是好办法、好路子。联产承包是一场‘及时雨’，外地已有这方面的先进典型”等。通过一连串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位大队干部解开了“心结”。临走时，公社书记还说：“思想不通问问也好，比生闷气搞硬顶强多了。我们也有责任，工作不深入，与你们沟通不够。今后多要加强联系、一起努力，因地制宜地落实好联产承包责制。”思想开窍，一通百通。后来那位村干部成了农村改革的带头人。这可说是当时农村改革浪潮中的一片小浪花，我根据这个故事写了篇《问路》的杂谈，刊登在1981年6月8日的《湖南日报》上，编辑还加了“框框”。清泉同志下乡调研时多次讲了这个事例，赞扬“问”得好、“引”得也好，并要求各级干部鼓励和善待“问路者”，热情当好“引路人”。他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采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不搞一阵风、一刀切;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不能搞蛮法子，通不通三分钟、强迫命令。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实践证明，抓住了解放思想这个牛鼻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由于从上到下工作细、步子稳，全地区落实联产承包制搞得热火朝天，走在全省前列，其经验和作法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推广。

　　喝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农村改革后的巨大变化、当今丰衣足食的农村生活，是广大农民最能感受到的改革带来的实惠。“讨米村”的变迁、“光棍队”的喜事、“福星湾”中幸福来、“杨柳冲”里春色浓、“麻布寨”上风光好、干旱死角活水流等无数事例，编织了农村改革的壮美篇章。可以想象当年那位“问路”者抚今追昔，看到改革开放这一改变时代的力量，更是感慨万千。曾被称为“改革四君子”之一的翁永曦研究员引用外国人的话语说：“邓小平的政策使几亿人解决温饱，古今中外没有过。”重温历史，致敬伟人。时代选择了历史巨人，巨人推动了时代进程。如果没有邓小平这样的伟人，没有他那样的胆识、智慧和担当，就没有当今的大好形势，人们缅怀、感恩他，实属情理之中。我想，“毛主席缔造了新中国、邓小平开创了新生活”这句“百姓话语”，将会世世代代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