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已17年了,如她老人家健在还是刚九十出头。她去世前不久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有头有尾地说了一大串肺腑之言,对自己的人生经历有诉说、有感叹;对儿女们有嘱咐、有担心、更有期望,细心的大弟弟当时将讲话录了下来,成了全家人的一份珍贵“记忆”。后来我特意请人复制了9份,弟妹们一人一份。在每年清明节、母亲生日或忌日时聆听重温,在听声思人中再现慈母的音容笑貌,感受持续的母爱。
母亲只字不识,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为人正直、勤劳俭朴,一辈子劳苦到老、节约到老而无怨无悔。她对子女要求严格,我小时因顽皮多次挨过她的揍骂,当然更多的是苦口婆心的引导教育,为的是让我“变人”(家乡土话)。她对我讲最多的有两句话,一是在我小时讲的“莫做贼”;二是长大参加工作后说的“跟党走”。在她看来“穷要穷得有志气,饿出苦水宁可讨米,也不能贪别人的东西”、“不是自己的,剁掉手指都不能要”。人世间最丑的是偷东西,她冷眼不义之财,也看不起那些“多手多脚”的人。这是母亲做人的一条准则,也是对我们的一条“禁令”。母亲经常告诫我们:“小时偷眼针,长大成贼精”,记得小时,一次村里干那口“庵子塘”,鱼塘主人周大叔组织人将“正鱼”(他放养的草、鲢鱼等)捕捞后,其他人便纷纷下塘捞“杂鱼”,我在捞中踩到了一条大鱼,当时不好抓出水面便将鱼踩到深处,当晚夜深人静时赶忙下塘弄了回来,还是活的。谁知母亲看后大骂,马上将这条两斤来重的草鱼送到周家。周大叔笑了:“捞完‘正鱼’后,塘里就是留下条‘金子鱼’,人家捡到了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再不然,就算我送给你的吧!”她回家后还说:“是捡的也要告诉塘主人,以免人家讲闲话。”有年岁末,刚上小学的我在圩场一摊子下捡回一封鞭炮燃放玩,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我一顿“恶狠狠”地打起。之后,还用右手食指对着我的额头边点边说:“记到!记到!记到明早!”
“跟党走”则是母亲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深切感受,也是她对共产党的一种感恩之情。母亲在旧社会当牛作马、苦不堪言。我三岁时,生父因多次被抓壮丁折磨而死,那时母亲才23岁。她带着我含辛茹苦、相依为命地生活,但旧社会的邪恶势力不断压来,逼得她无处安身、只得改嫁,好在继父是个忠厚老实人。解放后,她生了一个又一个子女,全家人多劳少、日子过得挺紧巴,但苦中有甜、困中有乐。因为没有剥削压迫、政治上平等生活上自由,日子过得有盼头。母亲能把这么多孩子养大还读了书,看作是共产党的恩赐,说要是在旧社会讨米都无路。老人家经常向我们道出她的心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喝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她还把我们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特别是加入共产党,看作是跟党走的表现。知道我入党后,特意炒了几个菜表示祝贺,说是为弟妹们带了个好头。在1967年“文革”的“一月风暴”中,我被造反派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行犯”的罪名“双开”,差一点还进了牢房。母亲为此哭得死去活来,她既为我的前途忧虑,又埋怨我没听党的话:“广播里讲了,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你为什么要唱反调呀!”后来她知道了真象,且不到一年我就“恢复”才平静下来。我每次回老家看望她返回或她来郴州住一段又回家时,她反复叮嘱的都是“跟党走”、“听党的话”,后再加上一句“保重身体”,可谓是“老生常谈”,有时感到听厌了。后来却越来越体会到,这只有六个字的两句话虽然普通平常,但涵盖着政治、经济、为人、做事,要求我们无论当什么、干什么,都要堂堂正正地做人。这就是天下父母心之真谛。母亲去世前曾说,看到子女能有这样的日子,便可放心地走了。
最近看了央视“记忆乡愁”栏目关于家风的连续报道和湖南卫视先后播放宋任穷、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风,引起了思考与联想,如王震上将的家风是“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平平淡淡过日子。”是的,好的家风对治家育人是很重要的,无论一介草民,还是名门大家都如此。我们兄弟姐妹这么多,虽都是平民百姓,但能遵纪守法,日子平安,特别是对金钱能持谨慎态度。我想,母亲的那两句话是起了潜移默化作用的,因此这也可称得上是我们家的家风。如今,我和弟妹们经常给自己的晚辈讲这两句简明朴实、份量很重的话,这既是对母爱的依恋,也是对家风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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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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