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安仁大市场看到一老头在打冻米，我感到很惊讶、惊奇和惊喜，好久没看到久违的这个场面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儿时打冻米时的喜悦和欢腾。

　　那时候，一到冬天，快到过年时分，就可见到打冻米的师傅穿行在四乡八里、各村各寨打冻米。

　　只要打冻米的一来，听见“嘭——”的一声，不要人们奔走相告，听响声，自然而然就晓得打冻米的来了。小孩子们就会拉着大人的衣角央求着“我们也打冻米去!我们也打冻米去!”拗不过小孩子的纠缠，大人只得量几筒米，拿一些干木柴或木炭，捡一个蛇皮袋子或一个箩筐，去打冻米。

　　好多街坊邻居端着自家的米，以及盆、桶或大大小小的袋子，自觉排成一条龙的队伍等打冻米。

　　打冻米是一门手艺，不是什么人都会打的，要师傅传授。从火候的掌握，到米放入的多少，到糖精添加的分量，乃至于爆米的最佳时机，都很有讲究。好师傅打出来的冻米白白的，香香的，粒粒饱满，甜味适中。

　　打冻米还得有专门的工具。每到一个地方，打冻米师傅放下打冻米的枷式后，就不慌不忙地支起火炉和风箱，用干柴或木炭生燃炉火，再把那炮弹模样的铁罐子架在火炉上。那只铁制的密封罐子又像一只黑色的老山羊，平卧在小炉子上，前端那个用来打开盖子的把手就像老山羊的犄角，后面用来转动罐子的摇把就像老山羊的尾巴。先将铁罐子预热，打冻米的序幕便徐徐拉开了。打冻米师傅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摇转铁罐，待到烧的温度差不多时，来一个暂停，快速开启铁罐，将事先量好的米倒入铁罐，扣紧机关，打冻米也就进入实质性阶段了。风箱慢慢地拉，火苗突突地冒。打冻米师傅气定神闲，一个劲地一边把风箱拉得 “嗞嗞”作响，一边把架在熊熊烈火上的铁罐摇转得溜溜转。全凭着经验和感觉，到时候了，打冻米师傅一声“好了”，只见他猛然停止了拉扯和摇滚，迅速用铁套管套起铁罐放在草垫上，瞄住篾笼或用蛇皮袋做的长长的袋子口，脚踩住铁罐一头，手扳铁罐开关，只听“嘣——”的一声，震天动地，一股白色的烟雾挟带着爆米花的香味，从那竹篾篓子的缝隙里冒了出来。白雾散去，白花花的冻米出笼了。

　　垂涎欲滴的小孩子们纷纷围拢过来，一人抓一把往口里送，美美地吃着这好吃的东西。大人将冻米装进预先带来的盛冻米的箩筐或蛇皮袋子里。谁家的大人装完了袋子之后，也不会忘了给那些围观的孩子们每人抓上一把冻米，大些的孩子会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不要”，但眼睛却始终盯着那些白花花的冻米，小一些的孩子双手接过冻米看都没看就往嘴里送，吃完了，嘴角上还粘着三两颗冻米粒，便伸出那只狗舌一般的红舌头，上下舔了舔，将那残留的冻米粒卷了进去，反复匝吧着嘴巴，仿佛在说，“真香，好吃”。

　　一家人围着盛好的冻米袋子，兴冲冲地往家赶。母亲将刚出笼的冻米留一部分让小孩子吃，其余的装进瓦坛子里，留着给过年时招待客人或哄小孩子吃。

　　那时不是想打冻米就能打冻米的。困难时期，米是一家子的命根子。一家人要是能吃饱饭就比什么都强，哪还有余钱剩米去做零食。我们家算困难人家，好几年过年都没米下锅，你说苦不苦。记得我母亲是趁父亲外出做事时，才偷偷地量一筒二筒米打冻米。我们几姊妹拉着长龙一样跟在母亲后面，高高兴兴地去打冻米。

　　大家唧唧喳喳边聊天，边等着冻米一锅一锅地被打出来。谁家的先打出来了，会让后家的尝尝，然后相互品头论足一番。打得好会频频谢打冻米的师傅，痛痛快快给工钱，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没打好的，愤愤不平，要求不给工钱，甚至赔米重打。记得那时打一炮冻米一角钱，没钱的话就用米抵工钱。

　　小孩子最喜欢围着打冻米的火炉子转。有的看师傅添柴或炭，有的去试着拉拉风箱，有的猫着身子去看那“圆肚皮”下面的火苗，还有的会在出冻米时用的那个长长的网罩边徘徊，试着找找，看还有没有漏网的冻米花，好捡起来悄悄放进口袋里。一到冻米开罐时，小孩子们纷纷用双手捂住双耳，也有胆大的故意不捂耳朵，逞英雄。

　　我记得，在聆听那一声巨响的等待过程中，我的心仿佛跳到了嗓子眼，“扑通——扑通——扑通”，既兴奋，又有些害怕。

　　当年，那群围观的孩子当中，必定有一个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嘴角还有冻米的余香。那味道真的是香，一种非常单纯、与人的生命十分契合的米粮香味。多少年后，我在街头巷尾多次遇见打冻米，不过那爆出来不再是米花，那只是一根长长的泡沫米棒，从那机器里面无声无息地、源源不断地冒了出来。那味道，也不再是儿时冻米的味道，出炉的情景，更没有儿时打冻米的那样火爆的场面，那样的激动人心。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孩子们的围观，孩子们的快乐，不光是来自打冻米的香味，更多的还是那份期待、那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