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耙冬水(煮薯)，中午烧架香(蒸薯)，晚上三打三吹(煨薯)。"这是一首我经历的那个年代农村吃薯生活真实写照，但已远去的谣歌。

　　红薯，曾经被当作宝又被视为草的东西，救过父辈们乃至中国人的命。是名副其实的救命主粮。我们的祖辈经历过那段岁月，听父母讲，三年自然灾害非常时期，他们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是红薯野草救了他们的命，红薯比水稻更有用，因为大天干、大灾荒年辰种薯比种水稻，水要求少，存活收成希望更大。

　　视薯为宝，吃薯不去皮，小孩有时去皮会受到大人的责骂的，那怕是瘴木薯也舍不得扔掉，砸在墙壁上干，待来年的上半年粮荒时再充饥。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饥饿成为了令人恐惧的字眼和伤疤。吃并吃饱，成为了乡亲们永远的欲望。那时，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互问吃了饭没有?关注的是肚子饿不饿的问题。这一习俗一部分人还沿续至今，见面就问吃了没有?
 那时候，吃顿白花花的米饭是很难的事，红薯成了绝对主食。生吃的，煮吃的，蒸吃的，奢侈一点的红薯饭，说是红薯饭，米粒仅仅象征性的点缀，餐餐吃的离不开也不得不是红薯。要命的是红薯也吃不饱，大锅饭下的“吃”是定额分配的。每个人都是公社的社员，统一劳动，统一开餐，不得有私自活动和耕作。

　　红薯，学名叫番薯，有的地方叫地瓜，据说是明朝时从菲律宾引进的。其耕种比较容易，即当年挖薯时选择一些没有创伤大小适中的留下，放进地窖留种，第二年再把薯种藏在地里让其发荪长藤，再摘下其藤在挖好的土畦插下长薯，耕种容易，收成不错，乃至，那时神州大地望眼皆是红薯地。

　　在那个水稻产量不高，水利还在建设和改善，农业以粮为纲的大集体化年代，丘陵地带，种水稻与种薯平分秋色。漫山遍野绿油油的薯叶与漫田遍洞黄灿灿的稻谷成了乡村两个相对比的主要色调。
 种薯时，漫山遍野的挖薯土，漫山遍野的插薯藤，不浪费一寸土，不放过一道埂，想方设法开荒造地种薯。到了挖薯收获季节，也如水稻抢收一样忙累，因为过了季节特别是薯浸了冬水是容易烂的。挖薯、挑薯和挑薯藤与挖薯土一样，是要力气的最累的活。

　　薯藤爬在地上把薯土快要长满时，就要松土除草翻捡薯藤了，以利阻断分根，集中养分长薯。挖出薯后一般由小孩捡放到萝框里，堆满，堆满。然后大人挑到集中的地方或生产队的禾坪里、仓库里，堆积如山，红灿灿的，再按工分分配到人到家，成为家里一年的主要粮食。

　　考虑到薯一时吃不完，又考虑到要增加食的花样，乡亲们把生薯刨成薯片，晒干后叫"白薯皮"，把蒸熟的薯刨成薯片或切成薯条，晒干后分别叫"蒸薯皮""薯仔"。是来年上半年粮荒时的主食和平时充饥零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特别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改良水稻种子后，水稻大幅度增产，让乡亲们吃红薯饭的少了，但种红薯仍然热情不减，红薯从人的主食变成了猪的主食，种红薯主要是养猪的，父母常常感慨万分，那个年代的人吃的远远不如猪，现在的猪比那时的人吃得好多了!每每听到此，我也万分感慨政策和科技、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变化。


　　从大集体到分田分土单干，种红薯一直陪我长大，由于人辛劳勤耕肥足，薯也长得特别丰产，农谚说：庄家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丰产了，挖薯挑薯挑薯藤也就越累了。我甚至心里抱怨红薯你这么丰收干嘛，挑红薯和藤回家沉甸甸的压得幼小的腰杆挺不直，其实心里也乐意。父母对红薯大丰收是笑在眉头喜在心里，常常拿同样一块地的收成与往年相比，美言“今年又多挖了一两担”，至今想来，我为那时人们的满足之些小特别是与现实比较而感慨。
 薯藤挑回家后，一部分给猪牛做饲料，大部分是母亲和姐我一起在夜里点着灯一刀一刀剁完红薯藤晾干，那是在给猪牛准备过冬的粮食。

　　母亲挑选长得好看又好吃的红薯晒成红薯仔，那是我们儿时最好的零食和带到学校分给同学的最好礼品。晩上在火塘里煨出来的薯那是太香甜味美了。炒薯皮和油煎薯皮是过年歇客的上品美味。

　　乡亲们把多余的红薯用最传统的手工法制作成红薯粉皮，红薯粉皮可是乡村宴席一道必不可少的特色菜，至今受人追捧。红薯用来烤酒，也是乡亲们对红薯的另一个安排。红薯酒虽然没有米酒好喝，但红薯酒劲大无比。

　　如今，红薯已经从家乡的土地里走出，从乡亲们的饭碗里走出，吃红薯度过难关、拯救生命的那个时代一去不返。

　　如今，红薯已经走进了城市里，成为了食客们的粗粮、餐桌上的时尚，也许吃腻了大鱼大肉再复古吃点粗粮杂粮，添入了健康、休闲、时尚的元素。真是"旧年果腹不愿谈，今日倒成席上餐"。大街上卖烤红薯的生意也出奇的热闹，红薯摇身一变在餐桌上、商场里花样百出，城里人把它当个宝一样。 红薯叶这道菜也是城里人的追逐，青炒薯叶，色香俱隹，不但爽口味美，据说还能防癌。

　　如今，快到六十岁的我时常触景生情，看到红薯和红薯叶，就想起那个红薯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