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年“百岁”，当下健在的百岁老人，可说是一个又一个，可他已离世70年。今年清明节，我一家老小齐齐地前去扫墓祭拜，尽管年年这样，但今年不同。中午还特意在茶陵界首办了几桌酒饭，请堂弟、堂侄、表哥，一起共话对我父的思念。

　　父亲虽去世多年，但在我心中永远是棵默默立着的青松，是股静静流淌的山泉。曾多次听乡亲老辈们说，父亲是位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汉子，又是一把干农活的好手，还说我的样子很像他。他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经常为他人帮这帮那，这也曾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些印记，尽管他的相貌在脑海里不清晰了。外公张家是“大姓”，我们谭家是从茶陵搬过来的“小姓”，两家同住一个湾，只隔了一条小巷子，他俩同饮一塘水长大，可说是两小无猜。在谈婚论嫁时，母亲虽认为父亲人好能干，但认为年纪大6岁而不同意，可外公外婆看中了非他不可。他俩婚后仅过了三年平静平安的生活。旧社会“三丁抽一”，父亲三兄弟哥哥弟弟都是跛子，就是他身强力壮，每次抓壮丁都是他去。最后一次抓去被恶狗咬成重伤抬回来便瘫痪在床，由于那时的医疗条件差，久治不愈而悲切离逝，我还不到4岁。我母亲是位典型的善良、勤俭的农村女性，父亲瘫痪后真苦了她，里里外外一把手，除莳田割禾、种菜栽薯、上山砍柴外，还要为父亲买药、煎药、挖草药、吃喝拉撒、洗澡擦身，处处精心照料。对此，父亲既感激又有愧意，说是他害了她。母亲说：“你能好就是我的福!不好也不能怪你，那是我的‘命’。”两人一起时笑脸相对，一离开便各自暗暗伤心流泪。有年过春节，母亲托人将纺出的棉纱卖出买猪肉，不料那人赌钱输了，母亲没办法便煎了几个鸡蛋给父亲和我大年三十吃，而她气得背着流泪。这是万恶的旧社会造成的，如是解放后的新中国，我家虽也会有某些困难，但决不会有这号“灾难”。父亲临终前，流着眼泪对我外婆说：“丈母娘，细妹即(我的乳名)他妈才二十出头，是要再嫁的，他就等于你多生了个崽，拜托了。”我从小失去父亲固然是“命苦”，可父亲而立之年便离开了人间更是悲哀，他没过一天解放后翻身的日子，也没得到儿子的孝顺。他没吃我一碗饭、没喝我一杯酒、没穿我买的一件衣服，总之没花我一分钱，对此想起就难过。后听母亲和长辈们说，那时我经常站在床头与父亲有说有笑，讲长大后做事赚钱养他，还在外头捡来干净的大蚌壳给他吐痰，吐完后我又拿到外面扔掉，晚上还要与他头靠头睡一阵。这些，我还有依稀的记忆。这是我对父亲唯一的“尽孝”，对父亲也是种安慰。尽管这是种“特殊情况”，但我还是有种亏欠感。养育之恩不能忘，按土话讲，至少是他和母亲给了我的生命和“肉身”。随着岁数的增大怀念越深，今年的心情则显得更是凝重。

　　苦命的父亲啊!人间的甘甜您未尝半点，生活的苦涩却吃了十分。父亲如不是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那样的逆运，至少可以活到七八十岁，不仅能过着解放后翻身的日子，还能看到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自然可看着我读书、看着我长大参加工作。我成家后，可经常请他来住住，他想吃什么穿什么，就尽量去买，即便是粗茶淡饭也能一家乐。母亲改嫁时，我继父只有位已长大成人的女孩，他因急盼男孩对我很看重，想要我随他姓。母亲坚决不同意，说我永远是谭家人，要对得起他的生父，要改姓她就不嫁。后来母亲与继父共生了5个男孩3个女孩，继父高兴地说是我带“发”的。实话实说，继父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待我不亚于他的亲生儿女。尽管这样，我还是有种失落感，觉得没有“靠背山”、“主心骨”。特别是小时当听到有人讲我是“轿背崽”时心如刀割、暗自流泪。当然那时也经常“警示”自己要好自为之守规矩，对那于那些寒言冷语，要做到“聋子听不到狗叫”。这种心态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才“世移事易”。我经常想起《常回家看看》那首歌：“……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父亲如在世，其为人处事不仅可教育我，还可影响其孙辈。

　　千百年来，尊老爱幼薪火相传。刘和刚唱的那首《父亲》的歌中，有句“央求您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的歌词，这话尽管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却是做儿女的人之常情，也是句有内涵的家常话。对我来说，在新的时代里既能找回父爱，又能给父补偿孝顺。父母哺育子女，子女孝顺父母，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是一种常见的家风、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