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爸爸妈妈，从生命的孕育，到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成人、成家、成业，都倾注了父母的心血。在家乡油菜花盛开之时，我特意约乡亲名人谭旭东教授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感受。

　　名家的话语不一样：“我曾写过几篇关于母亲和父亲的散文，但每次提笔，总觉得词不达意，对母亲的爱和父亲的爱无论怎么写也是写不完写不好的。不是母亲和父亲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父母抚养我的恩，是一辈子都没法补偿的。我一向不赞成什么感恩教育，因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把感恩教育当成了实现功利目的的方式，还有的父母简单地把爱当作了奉献，好像付出了爱，就该得到回报。按照现代人的观念，父母生了孩子，就应该抚养好、教育好孩子，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如果父母称职了，把孩子抚养好了，教育好了，他们才有享受孩子爱的权力。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样是无法说服很多人的。但我对父母，只有爱和感动，他们对和我和弟弟、姐姐的爱，是无私的，既有一般父母的本能的爱，也有作为现代人的自觉的爱，他们爱得比一般乡村人更智慧，这是我特别感动并骄傲的地方。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他为人很老实。他给我讲过他妈妈的故事，也就是我奶奶——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人。出身贫困，但勤劳勇敢，也为人宽厚。奶奶出身于隔壁村一个贫困的家庭，比我爷爷高一个头，长得端正秀丽，但爷爷生性懦弱，于是，奶奶就变成了一个要强的女人。为了养活五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她每天早上都要到山上砍一担柴，挑到集市上去卖。卖柴的一般都是农村里的大汉，粗莽之辈多，奶奶经常受到刁难和欺负，有一天早上，几个粗汉又想刁难奶奶，奶奶举起扁担，使出小时候跟着她父亲学过的武功，挥舞几下，就打倒了几个粗汉。从此，再无人敢欺负奶奶了。但家庭负担太沉重，奶奶在60年因为饥饿四十岁刚过，就去世了。父亲正在读高中，奶奶的去世，意味着他再也难以继续上学，于是，高中毕业后，就结婚成家了。奶奶有爱，宁可自己挨饿，也要养活五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可以想象，这种无私的爱对父亲的影响是很大的。”

　　旭东教授接着说：“父亲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任劳任怨，只知道吃苦，辛勤劳动和工作，从来不图享受的。他高中毕业后，最初在安仁完中教书，‘文革’后期，被安排到平背乡的山上创办‘五七’学校，那所学校，完全是在山上一片红壤土的荒地上建起来的，父亲带着学生种菜种地，伙食自给自足，学校的房子都是父亲带着学生做砖、砌砖，盖起来的。在‘五七’学校当校长时，不但教书，还自学木匠，并带了两个男学生做徒弟，为学校做门窗、课桌，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专多能。小时候，我不太懂事，也不太理解社会，对父亲的工作也知道得很少，只隐约记得他满头大汗辛苦的样子，还有微微弯驼的背影。就这样，父亲周末的一天回到家，还要帮着妈妈去种自留地，督促我和弟弟干活，自己也抽空为村里的乡亲打一些简易的家具，以换点粮食和零用钱。父亲教书很认真，对学生也好，所以口碑很好。他一工作就是公办代课教师，也就是说，他吃的是国家粮，但工作还不是干部编制，这在当时，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关系，所以领导把编制给了别人。因此，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听到父母好几次悄悄地说要转正，但都没成功。直到78年，父亲才有了机会转为正式教师。当时，我读小学，隐约觉得家里开始变好了，因为父亲不再是一个月5块钱，而是30多块钱了，夜晚母亲的叹息声也少了。”

　　他接着说：“父亲有五兄弟，加上一个和他同岁的堂弟，家里有六个男孩。自从奶奶去世后，他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了母亲，一个家不可能再有之前的温暖和和睦。但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是谦让，不但在大家庭里总是极力多付出一份，就是在村里，干的活也比人多。母亲做赤脚医生，经常要熬夜帮助村里的妇女生孩子，身体非常虚弱，但她还承担了两个男人的劳动力，为了多挣工分，她和父亲简直是拼了命。贫困无美德，即便这样，父亲和母亲也总是受到村里人的挤兑，甚至刁难，所以小小的我，虽然没有出息，但早早立志要努力学习，离开这个贫困而民风粗糙的乡村。”

　　“父亲和母亲对我和弟弟、姐姐的爱，有很多故事，也有很多细节，要是慢慢写，可以写出一本书来。记得小时候，家里人口多，粮食少，早餐通常只能喝红薯粥，父亲为了让我和弟弟吃饭，他晚上还喝红薯粥。而且每次吃饭，他总说自己爱吃锅巴，后来长大了，我才想起来，那黑黑的烧糊了的锅巴谁爱吃呀，父亲只是省下他的那一份米饭，给我和弟弟们吃。小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顿肉，辣椒炒的五花肉，母亲一端上桌子，我们四个孩子都虎视眈眈，早就口水流出来了，谁都想多吃一块，于是，我们为了一块肉都会吵架、打架，但父亲和母亲基本不动筷子，都让我们吃个够，一直把菜碗里的汤都浇到了饭上，他们都不动筷子。过年时，大年三十晚上，母亲总会准备很多自己做的零食给我们吃，炸一些糕点给我们吃，但她也不太吃。每次吃都好吃的，看见母亲不伸手，我就喊她也吃，她总说：“妈妈不太爱吃，你们吃吧。”

　　“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加上营养缺失，母亲不到四十岁就开始因为体虚而发晕。好多次接生回家，就倒在床上昏睡。还有一次，在阁楼上做事，因为发晕，从楼梯口倒下来，差点把腰都跌断了，躺了好几天才苏醒过来。但母亲即使身体很虚弱，却总是不停地劳动，早上除了安排我们起床、做饭，自己还要去菜园子种菜浇菜，又要出工。所以我和姐姐、弟弟小时候也养成了劳动的习惯，看见母亲干活，总会主动做帮手。六岁时我就开始学做饭、喂猪，大弟也是早早学会了打猪草、砍菜、拾粪。姐姐很早就要洗衣服、做饭，干各种农活。所以父亲、母亲的辛勤劳动，起到了榜样作用。由于养成了劳动的习惯，也懂得了勤劳可以弥补家庭困难之不足，所以我学会了干各种农活，会种菜、种地，还会一些小手艺，虽然都不精，但也给我的人生很大的帮助。”

　　他接着说：“后来我考上大学，念及读书不易，因此格外发奋。大学四年几乎没外出游玩，只在学校认真读书，练习写作。大学毕业前，不但在各种报刊发表新闻、文学作品300多篇，还在学术刊物发表2篇论文，出版了一本诗集。也获得了多个学校和省市级奖，所以毕业后就到了大学教书。读大学时，由于发奋，体重才有100来斤。有一年暑假回家，母亲看到消瘦的我，非常心疼，买了两斤瘦肉煮熟了让我吃，我一顿就吃完了。”

　　“工作以后，在外面做事业，教书育人的同时，要发展自己的学术和创作，加上在城市里生活从零起步，过得一直比较艰苦。为了改变、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境况，我后来到北京读硕士、读博士、做博士后，过了十多年辛苦的生活。所以几乎没有经济能力来回报父母，我也很少和父亲和母亲见面，一年一般回家一次，每次都匆匆忙忙的，顶多回家两次，也就是住两、三个晚上。不过，母亲在世上，每次回家都会和父亲、母亲一起谈心，陪母亲散散步，跟她一起去菜园里摘摘菜。母亲都特别高兴。有一次，我挑着一担粪尿，跟着母亲去浇菜，村里一个叔叔看见了还笑着对母亲说：你大儿子都是大学老师了，还要他挑粪。”我也笑着说：“可我还是家里的人，不能看着妈妈挑粪种菜，自己还无动无衷呀。’母亲听了很欣慰，我心里也觉得很温暖，和母亲一起，不管做什么，心里都特别踏实，都特别情愿。母亲患癌症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好几年没有缓过气来。身体刚好一些，父亲又中风，好在大弟在家，他和大弟媳及时抢救，父亲度过了危险，但身体不便，生活只能半自理，且父亲的思维也呆滞了一些，不太能回忆之前的事情了。所以这些年回家，和父亲聊天少了，但对父亲的牵挂，怎能是说几句话、做几件事所能表达的?”

　　“母亲已经离开人世整整十年了，父亲从重病中活过来，也有六年了。现在父亲年过81岁了，好在我和弟弟、姐姐都很好。姐姐虽然家庭困难，但她的大女儿在广东佛山考上了公务员。大弟做了村干部，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也在佛山工作，去年底还当选为广东省工会代表，做了厂里的团干部。小弟在佛山的大企业里做高管，生活很富裕，也买了两套房子，他儿子也很快大学毕业。我呢，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在北京、上海两头住。现在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了90多本文学作品集，20多本学术著作，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等20多个奖，并多次应邀出访德国、波兰、俄罗斯、韩国、委内瑞拉等国家，作品也被译介过7个国家，算是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但我总觉得，我们之所以能渐渐过好，都与父亲和母亲给我们的培育有关，他们不只是给了我们生命，更给了我们做人的品质，还给了我们生活的智慧和勤劳奉献的精神。我父亲是最标准的中国平民，但他们身上有人类最善良最本质的品质。父亲和母亲身上的美德和品质，我们会传承下去的。”

　　父亲山、母亲河。谭教授孝敬父母的这席谈话，尚行、敏行、力行，既“绿”又“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祝他全家幸福、父亲健康。

谭旭东教授简介：

　　湖南安仁人。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创意写作和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和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学讲席教授，广东财经大学客座教授，安徽大学大自然文学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出版诗歌、散文、童话、儿童小说、幻想小说和寓言集等80多部，译著60多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20部。多部作品输出版权，多篇作品选入北师大版、京版、鲁版语文教材和澳门特区语文教材。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3项，主持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研究项目、北京市社科规划项目等5项。还获得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物规划项目、2016年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和黑龙江省精品图书出版工程项目资助等5项。

　　获得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和全国版权输出优秀图书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