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路走来，虽平淡无为，但生活却称得上是“先苦后甜，杀猪过年”。能有这样的状况，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上学到工作，遇到了不少让自己“顺当”的好心人。岁月留声，这真是助人为乐的人间大美。

　　首先是从小学到高中读书期间，那些如慈母严父的老师们，先后有何天佑、王宪景、陈金汉、何龙雨、候茂源、张扬朝、刘石德、赵椒兰、戴光发、李德定、曾广明、谭延寿、候榆生、谭仁芳等老师。对这些灵魂工程师的苦心教育和关爱，我是一辈子不会忘记。读初中时，一个学期的学费近50元，而我得到的助学金都有15元，很不简单。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我家人多劳少，吃饭非常困难，一些条件较好的亲戚和熟人，如周迎秋、吕慢妳、张保即、周邦德等亲戚和长辈，能暗地里用稻谷、大米、南瓜、冬瓜等适当帮困解难。虽要出钱买，但价钱较低，实属不易。那时都是半夜在路上送接，我也去过多次，现记忆犹新。当然我工作后，自然也给了他们一些适当的“回报”，包括提供当时紧张的“化肥票”。

　　1963年春，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因为参加了工作。引路人是驻牌楼的银行安平营业所副所长周振国大哥，他与我家非亲无牵，见我为他写的工作总结、搞的统计表格还可以，便向上级汇报，要把我调入公社信用社，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在办手续时却遇到了麻烦，我们大队支书反对说：“他家人多劳少，要走得全家都走，否则不行。”当时牌楼公社社主任唐绵远同志得知后，赶去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才盖了公章办好，这可说是我人生的第一步。那年，我还在准备考大学，而像这样的困难家庭，能参加工作拿工资，比考上什么大学都好。第二年春，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阳百福和县农行行长谢玉梅的关心下，又调到了县农行。我还写了篇“新的生活开始了”的文章，刊在县农行的黑板报上。不到半年，我又被调进了安仁团县委。不久，便抽到安仁工作队去郴县坳上公社搞“四清”，在队部当秘书，得到了曾春桃、谢懋聪和汤风林等领导的关心帮助。前几年，在坳上镇领导的陪同下，我特意参观当时的驻地新丰村。在感受乡村巨变的同时，思念那些已离世的老领导。

　　人生总有挫折，1967年春节期间，我在“文革”中被打成安仁最大的“保皇派”而“双开”。县委书记何广德同志“陪”我批斗、游街。几位造反派头头还策划搞了逮捕证，县人武部的汪部长、魏政委得知后赶忙去阻止。他们严肃地说：“这样千万搞不得，将来你们不好办，我们是‘支左’的，你们要听话”。晚上，县委副书记陈扬礼同志则暗中派几个人到我住房安慰劝导，防止发生“意外”。我对他们讲：“你们放心去休息，我不会做蠢事，那样对不起父母，我还没有结婚生子女哩。”年轻的团县委干事汤罗云，则与“造反派”针锋相对，帮我说话。在回家“劳动改造”期间，李昭荣、谭炳文两位还没“解放”的县领导下乡抓农业生产时，特意转到牌楼公社看我，中午还要我在公社一起吃饭，他俩边吃边谈:“小谭，这是暂时的，不久就会恢复，千万要注意身体。”当时大队还有人想要我参加“四类分子”会，一听说他俩来看我就不敢了。在那困难的日子里，我去县城时，廖济龙兄夫妇俩安排食宿，这是不容易的。我当记者后回安仁与老领导、老朋友相聚时，那一定得请他。在家乡劳动期间，驻地的税务干部周立凡同志热情关心，一个个炎热的中午，要劳动回来的我到他住房凉床上午睡休息，还准备一大杯凉茶。我几次到茶陵界首买红薯，他说说笑笑一起去，回家还要帮我挑一程。村里一些善良人也能正确对待我，如生产队长、共产党员周八俫叔叔就是其中之一。两人一起搞农活，我掏了队里42家的粪坑，他则挑着大粪送田里。边劳动边安慰我：“有苦有甜、幸福在前，好好保重。”后来，我当记者后，在资兴东坪八面山与陪人采摘了野生白木耳，到了老家后，晚上我请他来吃木耳煮猪肉，他乐开了，连声说：“好吃，谢谢”。还有周自力、何柏贵、刘柏香、侯春玉、周坤生等乡亲，都对我不错，不另眼相看。

　　在劳动改造期间，我心知肚明不悲观，因为没有贪污腐化，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怕什么。我还乐于做苦事、做好事。有次，大队妇女主任阳贱妹大姐患急病要送县医院急救，那时村里不通汽车只能用担架送，我是四个抬手之一，30多里路还要经过大石岭、小石岭两座高山，为了赶时间一路轮抬不停。我这当过科级干部的人能这样不容易，其亲属和村里人都赞扬。这位大姐治好后也一再感谢。那时，我还应邀为公社文艺宣传编写了《张队长挺起了腰杆子》、《李小伙参军记》等花鼓戏节目，演出后村民赞扬，我快乐。1969年，我任县驻坪上公社“斗、批、改”工作队队长一年，得到了张文甲、谭九生等同志的关心帮助。

　　结婚后，因我生产队田土少，家里劳少人口多，而妻子娘家则是安仁的粮仓，除小孩户口记到我老家外，则让妻子在娘家多搞几年，既便于生活，又便于她今后安排工作。不久，其生产队有人“闹事”，要对她出工不记工。时任安仁县委书记的巩扩同志得知后，将该村一个村干部面对面地批评了一顿，事情才得到了平息。不久，在郴州地委组织部当领导、安仁老县委书记王川飞同志，想方设法安排招工指标，解决了我妻子的工作。当时清溪公社党委书记唐森林同志二话不说积极支持。在妻子报到上班那天，她娘家的干部村民竞敲锣打鼓送她到县车站，这是我想不到的。不久，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廖开镇同志解决我小孩的城镇户口。

　　本文不能将我遇到的好人好事都列举出来，特别是老领导如许岳松厅长、周名修等同志对我的帮助关爱，他们有些已离世，但还活在我心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郴州工作的几十年中，先后得到了王吉人、石新山、熊清泉、朱静轩、赵毅拯、龙定鼎、杨重喜、梅克保、杨顺初、陈润儿、张万才、李新泉、李清生、王贤国、邓党雄、李和平、雷晓达、曹行达、欧阳建华、周云贵等领导，给予的热心帮助，在家乡亲戚晚辈读书方面，周济兴、周邦全、周济龙等，也予以积极支持。近几年来，我这退休多年的老人，不搞新闻阅评后，想搞点对社会的“回报”，便行善积德筹点“百家饭”，以助残疾智障儿童“贱养健长”，这种“体验生活”，也是属于自己的一种“平静”。虽然遭到少数人的“说三道四”，但我不怕，这不是偷蒙拐骗、搞黄赌毒，而是自己的“信力”、“愿力”和“动力”。近日，电视报道一位99岁的英二战老兵步行筹款抗“疫情”，不知那些人看后有何感。许多亲戚、朋友，包括一些市领导，则给我“冬暖夏凉”，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点了不少支持关心我的单位和人。近段时间以来又得到一些好心人的帮助，如邓小明、曹南文、陈和平、周湘安、何尚怀、周红、龙兆坤、陈爱国、候牧夫、田云波、谭鹏、彭运华、谭端生、张利军、段鈥、陈启光、阳松梅、李华、谢二生、陈世明等，特别是退休多年的原市委副书记、市慈善协会会长李新泉先生，也给予积极支持，他们那点点滴滴的心心相印，给我增添了动力与快乐。

　　总之，喝水不忘挖井人，人老心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