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香港凤凰电视台播出了《活着：冷暖十年》的电视回忆系列片，其中播出“文革”动乱中的那些人和事，对70后的人来说也许是云里雾里，但对于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者却如同在“过电影”。我在观看这些镜头时，也自然想起自己在“文革”初被“双开”的日子。

　　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中，因我对安仁县委领导不搞“反戈一击”，并怒斥了一位群众组织的头头，被打成“安仁最大的保皇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行犯”。有人叫喊“谭涛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不踢开这块绊脚石，就揭不开安仁县委机关阶级斗争的盖子”。他们为什么把我这位团县委的小头“抬”得那么高，开始我只想是因为随县委“一把手”下乡，他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内部情况”多，谁知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位年纪已不小的造反头头竟指着县委书记大声吼道：“你把谭涛峰作接班人，把我安排搞什么!”原来是造反派抄了县委组织部的文件柜，看了有关表格和材料，才对我如此记恨。(其实，我对县委书记这样的“传、帮、带”全然不知，组织上安排我跟他下乡时还公开埋怨过：“县委办有那么多人不去还要我去，那团县委的工作怎么办”，因为那时县领导下乡是走路住农家，一下就是十天半月。)他们逼着县委将我“双开”(党籍、干籍)，还要“逮捕法办”(已填了逮捕证)。我母亲得知后哭成了泪人，几次气得昏了过去。他们这么做一是可“一了百了”，二是“以儆效尤”。后因参加地方“支左”的县人武部汪部长、魏政委发话了：“你们要做一备二考虑三，现在抓他随意，将来放出时怎么交待!再说他就是那么点事，不要太过分了”才作罢。大年初二，造反派组织上千人在县人民会堂召开对我的专场批斗大会，并勒令所谓安仁最大的“走资派”——县委书记何广德同志“陪斗”，说是“打在保皇派的身上，痛在走资派的心上”;还别有用心地把我的一位女友作为“女保皇派”强行拉到台下第一排受“教育”，恣意进行人身攻击。会后为庆祝他们的“初战告捷”，我被押着扛块大牌子在县城游街，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红旗飘扬，一路“打倒”的口号声和“造反有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此起彼伏，游行的队伍由北向南、从东到西转了一大圈，街头看热闹的人熙熙攘攘，我低着头跟着走，走着走着一抬头，突然发现我驻点大队的一位女青年，也不知道她跟着走了好久，当两双眼睛相对时她难过得立即掩面而走，这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后来她成了我的患难之交和人生伴侣。现在想起那些人的所作所为真有“大人做小孩事”的无聊可笑。尽管气氛那么紧张、压力那么大，我没有忘记身体是“坚持”的本钱，批斗回来放下牌子将早晨准备的一大钵稀饭、几个冷馒头吃下睡个午觉，准备下午继续挨批斗。然而，任其怎么挥拳舞臂、怎么叫喊“保皇到底、死路一条”，我就是不“揭发”，做人就得像个人样，无论环境怎么恶劣决不随风倒，更不能昧着良心干伤天害理的事。恶意者骂我“为走资派殉葬”，好心人说我是“碰到田坎不转弯”。

　　被“双开”后开始那些晚上，几位老领导虽自身难保却担心我这个二十出头的人受不了这般打击，便委托几个干部轮流来陪，劝我要想开一点，我平静地说：“谢谢领导和同志们!你们放心，我决不会走那条路，别的不讲起码要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母，我还没结婚、没有生儿育女哩。”“人世间只有想不通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农民的儿子回家出工站不到‘十分底’，一天至少可拿八九分”。好在那时还不搞“武斗”也不捆绑，只是在批斗会上被用力推拉或按着头向毛主席和“革命群众”认罪，所以身体未受损伤。

　　著名的星云大师说：“吃苦是受教育”。曾有人戏说“文革”这场灾难毁了我的“前程”，而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对我是一堂深刻的“人生须知”课、是一篇难得的“增广贤文”，也是有幸观看了一场精彩的“人生百态”生活剧，善良者、丑恶者各类人物粉墨登场，表露无遗。原安仁县委机关的谭如光、廖济龙等一批风雨同舟的患难朋友因为同是“天下沦落人”而惺惺相惜。而团县委的汤罗云同志虽是群众组织的“服务员”，但对我是“明批暗保”。白天他也参加对我的批斗会，发言、喊口号都来，晚上却来“交底通气”，如明天怎么批斗、哪些人上台发言、要注意些什么等。当有的造反组织要抓我去批斗时，他便挡住：“不行!我们在勒令他写检讨。”县财贸工交政治部有位与我关系一般的陈姓干部在机关群众组织“头头会”上建议：“将心比心，人家被“双开”没有工资白手起家，应该发点钱给买生产工具。”此话尽管被否决了，但我还是心存感激。

　　而有些人过去与我的关系似乎还不错，有的由于当时其所谓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问题没有入党，我还在积极向组织和领导汇报争取解决，他们好感激。不料“文革”一来就变了脸，竟说是我“卡”了他们，恨不得一口将我吃进去。特别是有个人在我被“双开”后挑着行李回家时还赶到县委机关门口当众搜查，说是看有没有“黑材料”。这种羞辱人的搞法做得太绝了，也显露其做人的无知，不懂得‘势’要让人的道理。人是凡胎肉体，要有敬畏之心，“人在做，天在看”是警言不是迷信，不能让脑袋跟着屁股走。有道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做事留一线，以后好见面”。后来，有些“神气”一时的人也有“低谷”之时，有人劝我去“表示”一下，但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我决不搞落井下石之事，最多是咸不加水淡不添盐。特殊环境“特殊人”，相逢恩怨一笑泯。人生难免有错，特别是“大气候”中。风雨过后绝大多数同志仍是朋友，但对面露寒光或笑里藏刀的“红男绿女”则要提防点，少搭理便少麻烦。因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号人任何时候都是有的。放眼望去，人生在世无论位高位低，也无论钱多钱少，平安就是福。所以“文革”这场磨难也有助于我淡看“仕途”，在我还比较年轻时曾几次“谢绝”领导的关爱，放弃了改行从“政”的机会。

　　回家后，我这位小镇上曾一度比较“风光”的人一下跌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心情、面子自然都不好过。村里的“造反派”还要我去参加“五类分子”会，被几位老党员制止了。小街上尽管也有幸灾乐祸之人到处传播我“垮”了的事，但多数乡亲在关心我，说话做事释放出浓浓的人情味。有些人晚上来安慰：“不丑，你没有做贼打抢;也不要怕，全国有那么多大官挨批斗，比起来你算得什么!”有位老党员为了关照我，出工要我给他当“下手”，他犁田我刨田界、挖田角。他劝道：“莫霸蛮慢慢来，别把身子累坏了。”有次我掏大粪提上岸时用力过猛倒了一泼在身上，有位不怀好心的女人说：“身上倒屎，背时到底”，有位大妈听后马上反击：“你放屁!心太坏了。细妹即(我乳名)背时到此止，顺风因此始!”公社税务所一位周姓干部大热天时在他住处准备一大杯凉茶、一张凉椅，让我每天中午出工回来好好打个盹，还细谈了祸福转换的道理，如回家劳动当“逍遥派”就免去了派性之争和武斗之苦，这难道不是因祸得福吗!那班儿时的朋友经常与我交谈，还搞些抓鱼会餐之类的活动，有什么好吃的也请我去。他们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要我写剧本，记得我写了“张队长”、“入伍之前”等几个小戏，他们演得很起劲，村民们看着也很高兴。节假日县里有些朋友来看望我，有的下乡搞工作队特意要求下到我们公社好与我见面交谈。一次，李昭荣、谭炳文两位县委老领导被责令下乡抓春耕生产时，特意绕道到我家永乐公社(现牌楼乡)，要公社炊事员将正在挑大粪的我从田里喊回。他俩语重心长地说：“小谭，年轻人受些苦、锻炼一下有好处，再说你还未结婚，将来工资一起补发好办婚事!”公社书记唐绵远虽然“靠边站”，但这位有“黑老虎”之称的老干部不怕什么，中午要公社食堂加了几个菜，还从饮食店打了一大壶水酒，四人边吃边谈，“泥菩萨”劝“土菩萨”互诉衷肠。遇到这样的顺心事，一种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的情感便涌上心头。苦闷也渐渐淡去，心境慢慢开朗。于是晚上我的住房传出了二胡、笛子、箫管或口琴、秦琴之类奏出的《二泉映月》《山村变了样》《良霄》《采茶扑蝶》《织棉花》《浏阳河》等器乐声。不久，村里要我去当大队文书，我以自己是“劳动改造”为由回谢了。当农民就得像个农民的样子，队里的农活、外出修水利，重活累活争着干，挑大粪时全队40多户农家的粪坑都是我去掏底。至于上山砍柴，种自留地等家务活更是轻车熟路。这年秋，中央下文宣布“文革”初期群众运动对干部的“处分”一律无效。补发工资后我分别请那些好心人聚一下，粗茶淡饭表感谢、叙友情。之后便是我一年的“下放劳动”，但实际上被公社革委会请去当工作队员、下大队“抓革命、促生产”。数年后，我与时任郴州地委宣传部部长的何广德同志闲谈提起这些事时，这位在安仁吃尽苦头还差点遭暗害的老领导若有所思：“个人挨斗吃苦是小事，国家的损失可大啊!这样的动乱在我们国家应该永远不会再有了。”

　　斗转星移、冬去春来，时间过去了快半个世纪。前段，一些报刊杂志和视频有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进行“文革”忏悔、反思、道歉的文字和镜头，其实几年之后就有几位自认为做得太过份的人对我说：“对不住啊!我们干的那些冇名堂的事请不要计较。”我笑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回忆这些渐行渐远的历史碎片，品味那种特殊的酸甜苦辣(特别是每年的正月初二，当然今年也是如此)，对“冷暖”的感慨良多，但最深切的是人间自有真情在，世上还是好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