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的老年人一提起“文革”中的事，就会想到那愚昧、野蛮、疯狂、失去理智、令人心惊肉跳的群众性“武斗”。“文革”开始那一两年，全国不知发生了多少场挥刀棍甚至动枪炮的武斗，也不知因此而死伤了多少人。一些斗红了眼的到了人性扭曲的地步，顾不了师生、同学、朋友情谊，有的甚至把亲情都抛到一边。然而就在那样乱糟糟的恐怖日子里，在我心中仍有朋友理性战胜派性、良知制止冲动的记忆。

　　那时，在我们小小、历来平和的安仁县城也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武斗。第一次是1967年夏外地造反派“入侵”安仁，当地群众组织“自卫反击”，造成了死伤。那次，我是被“勒令”回家劳动改造避开了。第二次是1968年的县城两派群众组织的内斗。事发的先天，县城弥漫着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氛，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备战，传闻周围还会有大批农民进城参与。在那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下，这样的剑拨弩张除非人民解放军派大批“支左”官兵来制止，否则一场武斗难以避免。A君是一派群众组织的主要头头之一，B君虽不是“头头”，却是另一派中有影响的人物，而我是“靠边站”的“逍遥派”，他俩是我的好友。人们常说困苦之时见真情，在“文革”的“一月风暴”中我被打成安仁县委的铁杆“保皇派”，大会小会上接二连三地挨批受斗。有些过去的好友对我是远而避之，而他们不怕人家说三道四，明里暗里关心保护我，那一句句透心的话语、一次次诚恳的帮助，传递着情义的温暖。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便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之间也不讲什么“观点”或哪一“派”，经常暗地里见面通气谈看法。面对这种紧张局势，我觉得对朋友必须说实话吐真言，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恶劣处境。尽管那时谈这号事是很有风险的，特别是象我这号被造反派入了“另册”的人，弄得不好又要背上“破坏文化革命”的罪名，因为两派组织几乎天天在唱：“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决心要“投桃报李”，宁可伤“身体”，也不伤“感情”，便约A、B两君在永乐江边一个偏静处商量怎么办?三人你一言我一语，认为这场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当然要积极参加，但武斗可不是件好事。若是写大字报打“笔墨官司”或作辩论搞“口水战”还好说，动刀挥棍是要伤人的，这不是打日本鬼子或“抗美援朝”，伤了自己和他人都不好，要三思而行。我还直言：“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要懂得‘大是大非’管‘小是小非’，中央现已下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眼下你们无力劝住别人，首先是自己不要去参加。”由于知人知面又知心，彼此之间无需提防，一谈一谈就想到一块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决定去我老家避一下。还商量了途中万一被人发现，他们这两位“头面人物”如何搞“双保险”，相互叮嘱要绝对保密，不可走漏半点风声。事不宜迟，分头行动，约定下午五点钟在离县城五里外的宝塔坳会合。

　　我们不动声色地抄小路如约相会。我和B君还是单身汉，而长我俩几岁的A君则要带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爬山过河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加上没有吃中饭又饥又渴，如同兵荒马乱中的“走兵”，20多里路竞花了近4个小时，好在天气好黑得迟。到家后，我母亲立即赶手赶脚搞饭菜、开床铺。虽然人多劳少缺吃少穿，也尽量把好一点的东西拿出来招待。饭后，A君的妻子早早睡了，我们三人则到永乐江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庆幸这次“地下活动”的顺当。回来在屋后的坪里摇着蒲扇纳凉，推心置腹地聊到后半夜，如“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等。再说A君的神秘失踪引起了那一派头头的种种猜测和恼怒，从下午开始派人四处寻找无果，接着又整整找了一夜。然而谁也没想到他们竟是远远地“躲藏”在一个“保皇派”家里。此事是若干年后友人的一次谈天说地中作为“笑料”传了出来，那时我早已调离安仁。

　　第二天，县城果真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周边农民扛着木棍扁担潮水般涌进县城。打啊!杀啊!的叫喊声震惊街头巷尾，有的在追打、有的在逃窜、乱成一片，结果打死了人，伤筋动骨、头破血流的不少，这就是安仁有名的“8·23”事件。可笑的是有些人将此事件的责任一棍子打在被批斗的县委书记等领导干部身上，说是：“‘走资派’为了转移群众斗争视线，挑起群众斗群众。”数天后，我们返回了县城，虽然经过了打扫清理，但武斗的痕迹仍随处可见。A、B两君均被自己这派组织斥责为“叛徒”“逃兵”，他俩为了避免我这“漏屋”再遭“夜雨”，则对此守口如瓶。A君在后来成立“三结合”的县革会时因此失去了“结合”机会，但他似乎已看淡这“过眼烟云”无怨无悔。在后来的“文革”清查中，A、B君却少了麻烦一身轻，人们说他俩此举是“逃”脱了人祸，“走”来了平安。而有些人在武斗中指挥或直接伤害了人则要吞下“写小字”、受处分的“苦果”，特别严重的还进了牢房。再说那几位红极一时被“结合”了的群众组织头头也是昙花一现，成了政治舞台上来去匆匆的过客，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有道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一些生活的哲理往往要在实践中去思考、感悟和领会。此事虽过去了45年仍记忆犹新，我感受颇深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交朋接友且不说同甘共苦，但至少要以诚相待说“亮话”，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A、B两君在得“势”之时不心血来潮、忘乎所以，能听得进朋友特别是落“下风”者的意见和劝告，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层面、处世态度和人生智慧。我想，当今那些顺风顺水的为官者和身缠万贯的富翁也应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