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乡这个小镇，可说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化生活。当下，几乎家家户户有电视机，不出门就可以看到国内外的大事和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作为一个过来的老人，尽管曾看过不少文艺演出，包括一些艺术名家的表演，但在脑海里却经常呈现出上世纪50年代家乡那既有土香土色的，也有“外来之风”的文化生活，或许这也是一种“乡愁”。

　　老家位于交通要道。解放初，隔一段就有解放军的文工团或演出队来演“新剧”(乡亲们的称法)，令人耳目一新。街头神农殿前那座雕龙画凤的大戏台，就是当年的演出地，道具是解放军人挑、马驮过来的。神农殿前有个由高到低、有一定坡度的大坪，可容纳数千人，且戏台在低处，前后都便于观看。每次演出的消息象风一样，迅速吹遍四乡八里，连20多里外的茶陵界首镇也有人早早地赶来观看。演出一般是在白天，若是晚上，则在数盏汽灯、荷叶灯下进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人们象过节样换上衣服，扶老携幼、熙熙攘攘从四面八方涌来。大坪周围卖瓜子、花生、煎油粑、卖米豆腐等做小卖生意的不少。那时我才六七岁，记得演出的节目有《白毛女》《刘胡兰》等歌剧，还有好些载歌载舞的短小节目，如歌曲：“天上的太阳红啊红彤彤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全世界的人、咯样子多，一起唱起那个和平的歌;唱起那个歌来如雷打，流起那个汗来汇成河……”“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啦，地上开红花啦;中国人民力量大啊!打垮了美帝兵啦……”这些，都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特别是《刘胡兰》、《白毛女》中那悲壮的场景和情节，不少人是边看边流泪，我有时竟看得放声大哭。现在想起来，人民子弟兵这么热情送戏下乡，无疑是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当然，那时也还有些外来的地方剧团演出《打渔杀家》《牡丹亭》《武松杀嫂》《侧美案》传统剧目，年长者很是喜爱看。

　　那时，刚刚解放的农民对文化生活和国内外时事有种特殊的热盼和向往，内外结合，古今兼有，形成了“百花齐放”有态势。晚上，农民进夜校、或读报或“讲传”非常踊跃;各类的吹、拉、弹、唱也很活跃，不是这种就是那样，很少有“停摆”的日子，真有“翻身的锣鼓到了每个村”的氛围。“渔鼓打起响咚咚，列位农友听分明，共产党带来好光景，毛主席让我们当家作主人……”;“不要吵，不要闹，听我打个‘莲花闹’(快板);斗地主，分田地，开心日子哈哈笑……”;月光下或炭火旁，周光楚大伯经常是身边放杯茶叶水，一晚接一晚将“征东”、“征西”、“罗通扫北”、“五虎平南”、“水泊梁山”等讲得有声有色。每当说到“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时，夜虽已深，但听者还不想走。读报活动异常热火:“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为抗美援朝捐了飞机……等，大家听得入神，厅里只有读报声和吸旱烟者吐出的烟雾。有的小孩哭了，主人便马上背出去哄;农民夜校里扫肓识字，男男女女、书声朗朗;部队和县里的电影队隔不久就来放电影，记得放得较早的影片有《大地重光》、《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淮上人家》等，每次看电影的人是前呼后拥;不久县里又开通了有线广播，但整个街上只有一个喇叭，还是木做的，象个木斗。喇叭挂在我家隔壁的大厅里(乡政府和乡农会的所在地)，每天中午、晚上各广播一次，既有新闻又有音乐，虽声音不大，但听的人还蛮多;牌楼中心完小的秧歌队，歌咏队也常来增光添彩，他们还演出了“斗地主”、“分田地”、“婚姻自主”、“谁养活准”、“乡里妹子进城来”等小节目;春节期间舞龙耍狮的敲锣打鼓，又舞又耍，街头进、街尾出，、一支接一支，好不热闹。还有本街周天元、陈志高几位大哥搞的皮影戏虽比较简陋，但春、夏、秋、冬不间断，人们喜闻乐见。

　　农村合作化时，相邻的月池村组建的花鼓剧团，成了家乡的一朵文艺新花。其导演、编剧、器乐手，包括主要女演员周嫦娥，大都是我们村的。他们不定期来街上演出，既有《打鸟》、《小姑贤》、《祝英台与梁山伯》等传统节目，又有当时风行的《刘介梅》和自编的《翻身道情》、《我入社了》、《婚姻反包办》等新节目。《小姑贤》中那恶婆婆打儿媳的神态，和“打一下就要呷药，打几下那不要开个药铺”(因儿媳被打时叫了声“呀哟!”)之类的话语，至今还有比较清楚的记忆。剧团越演越活跃，不仅在县里很有名气，还在郴州和省里获过奖。几年前见到周嫦娥大姐时，还讲了当年她们的演出。周大姐很有文艺细胞，从小就能歌善舞、会演戏。后来，她进了县剧团。抚今追昔，有滋有味地讲得哈哈大笑。

　　文化生活显现一地文化的“基因”和品位，健康的文化活动，无疑能充实人们的生活，提高生活的质量。但这与经济生活又似乎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日子好了、心情舒畅，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就迫切，否则就是另一种情况。有道是：“不能光着屁股看电影，饿着肚子听广播。”如三年困难时期人饿得没办法，首要的是千方百计解决“肚子问题”，哪还有心思去看这听那，各类文化活动也自然少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农村文化生活便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