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到了与老家一河相隔的神洲村，所见所闻自然引起许多回忆，如儿时就开始的两岸端午龙舟赛、春节的舞龙耍狮、中秋夜两边青少年在沙洲上相互对等的摔跤比赛。还有我去外婆家、后来去安平，坐船或过木桥后分别走神洲的两头，来来往往不知多少回，可以说对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比较熟悉。由于交往及工作关系，我还认识不少神洲人，其中对已故的该村老支书何广发和同学刘盖元，有一种特别的思念之情。昔日与他俩的交往相聚一幕幕呈现在眼前，这也许是乡情、感情的交汇所致。

　　何广发同志文化不高，是位实话实说、实事实干的角色，他从不讲假话、空话和大话。当年我几次去采访，他讲粮食产量、村民收入时都留有余地。有次我采访后走了，他讲的一个数字有点小出入，硬是打电话找到我更正过来。老何还说：“记者老乡，你来采写报道很欢迎，但要写就写群众、写大队班子，千万不要写我个人，事是大家干出来的。”神洲筑堤改造沙洲和改造低产田、搞田园化，他都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和干部群众一起干，冰天雪地也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村民讲他后来的患病是累出来的。由于积劳成疾，他55岁就去世了，如健在也只有86岁。当今看到当年沙洲变成的良田中，稻浪滚滚的喜人景象，自然不会忘记他那风里来、雨里去，艰苦奋斗，带领干部群众改天换地的身影。老何虽离世多年，但当地还有不少人思念他，说他留下了好的口碑，留下了好作风、好品德、好精神。神洲大队当年是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何广发是省劳模，但他谦虚谨慎、不居功骄傲，可称得上过去说的“不图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当今讲的坚持“三严三实”的好干部。还顺便讲一下，那时我每次去采访，因离老家不远我要回去吃饭，可他每次硬要留在他家吃餐便饭、喝碗水酒。有次去了好几位记者，老何叫人在队的池塘捞了一条大草鱼，秤后当场按市价自己付钱不含糊，此事想起来如同发生在昨天。我想，何支书那时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对现在的“两学一做”和脱贫攻坚奔小康，仍是有积极作用的。

　　刘盖元则是我的同年“老庚”，从高小同学到初中、亲如兄弟，每年的寒暑假我俩都要在对方家里玩上一二天。他父母除务农还做点小生意，哥哥又在县城做砖瓦，经济条件比人多劳少的我家要好，有时吃点零食或买文具，他要给我些帮助。在县城读初中时，有时还带我到他哥哥那里吃饭。星期天我勤工俭学砍了窑柴，他要其哥哥“优先”收购，如砍了松柏枝叶，100斤可卖到4角钱。“老庚”读书成绩好，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工大)。“文革”初学校停课，他回到了家里后，对正在“劳动改造”的我经常谈心安慰，说：“动乱总要过去，光明就在前面，‘老庚’你一定要坚持克服一下。”当我为供销社挑药材到县城赚力资钱时，他要同去帮我挑一程。盖元算得上一位才子，虽是学理科，但文笔流畅，还写得一手好字，仿毛主席的书法体还有一定的功底。后来他当上郴州地区冶金局副局长，在计划经济时期那是很吃香的，因为有权批售钢材。他为家乡人帮了不少忙，但不收礼接钱，包括一些农副产品也不要。可惜这么个有才气、有能力的人英年早逝。他患病时，我曾多次去看望、安慰他，能帮得到的忙，尽力去做。如他有个中专毕业小孩的工作安排，是我找有关领导落实的。但他去世时我因公出远门，留下没有给他“送行”的遗憾。回忆“刘老庚”我还有这么点感觉，那就是人生苦短、生命宝贵。无论是老百姓还是为官者，都要看淡一些事。如工作上他不是那么废寝忘食、有病早治不“霸蛮”；遇到“烦心事”，则看宽点，远离“心灵感冒”，也许不会患那种病，至少不会恶化走得那么早。那样，或许这位挚友眼下还在著书立说或题诗作联搞书法；还在不忘“初心”地为神洲村的发展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