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特长和一定本事的老人,退休后一般是知“足”常乐,不会想再去干事创业或著书立说之类,来描绘自己的“夕阳红”。但若能因“己”制宜,做点力所能及有利于社会的小事,默默地来一支“心中曲”,也可称得上发挥平淡中的“余热”。对此,笔者谈点个人“微心愿”——给残疾智障儿童送点“百家饭”的感受和趣味。
老家有句老话,叫“吃‘百家饭’,贱养健长”,此言虽然有点“迷信”色彩,但更多的一种传统观念和民俗文化,过去有不少农家子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百家饭”形式多样,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泛指千家万户平民百姓、大众化、档次低的粗茶淡饭,寓意集中一点是“贱”。我是农村长大的,小时看到有些孩子包括一些富家子弟,如有病不乖或缺“这”少“那”时,其父母便从周围这家那家“讨”点米来,有的甚至还用一大筒米从“叫花子”袋子中换一小把米来煮给孩子吃。还有的让孩子认“叫花子”为“干爹”或“干娘”,这也是老家的一种“味道”。我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老人们七算八算说我“缺”了点什么,便背着我在老家井下村“讨米”一大圈,以助能长大成人,当时这对我母亲和外婆无疑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在我心中也留下了较深的印记,之后对我的人生也有些“警示”和“提醒”。再后来,我家人多劳少,在困难时期八个弟妹也吃过不少“百家饭”,母亲为此东借西讨、日夜操劳。在独生子女时期,有些人也将小孩放在农村老家去过“底层”生活,以克服“骄娇”二气强体质。而上世纪的知青上山下乡,更有这方面的内容。当时,我采访过好几位知青,一起吃过好多“百家饭”。近日看了全国公开发行杂志《文史博览》中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长篇文章后,思考再三,很有感触。文中如“过‘四关’,劳其心志”、“搞大批判:感恩乡亲的保护”、“直面农村的苦:懂得了什么叫‘群众’”等,深感“贱”的磨炼有助于年轻人的成长。由此看来,这各类百家饭还是“营养餐”,无论是残疾者,还是健康孩子,也无论百姓人家儿女,还是干部的子弟,能吃到是有好处的。
去年有次,看了市电视台一则关爱残疾智障儿童的报道后,既难过又同情。他们有的是先天性的,有的是因病因伤致残的,左思右想,学习郴州好人,为他们能做点什么就好,大事做不了,便想起家乡这句老话,萌发捡点矿泉水瓶、厚纸壳之类的废品卖掉,以给这些孩子送点“百家饭”,略表心意。须知自古以来,残疾人中成才成名者还不少,我还曾采访过戴碧蓉等残疾名人。我曾是市慈善协会的兼职副秘书长,且还为修路架桥、救灾帮困捐过一些钱。说做就做,暗暗地干了起来,本人虽未当过什么官,但退休前见过不少大小官员,在国内外也见过一些场面,也还算比较“风光”,现在能体验感受一下这种“贱活”也好。不料几天后,“老记者‘采访’垃圾的别样‘新闻’”,成了周围一些人的议论话题。我全家老小都反对,那个五岁的外孙竟说:“捡垃圾好丑,还是讲搞环保好”。特别是老伴,因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有损于“形象”的“变态”,便问她我“是否患了老年痴呆症,应去找医生看看”,当然有的是出于关心。还有的说:“那么大年纪了,又不是没钱用,何必还去贪这‘小便宜’”。有的人认为搞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干这号“现丑”、“老不济”的事。当然有些熟人则说:“他决不是为自己,肯定是有别的目的。退休后曾有朋友和老板请他去做事赚钱都没去。再说,他如贪财就不是这个样子,也许进了‘班房’。”可我的想法是,只要不违法乱纪,想做就去做,又不要求他人“批准”或“带路”,即使在某些人眼里是怎么“低级”“下贱”的活儿。我还没亲耳听到那些七七八八的话语,就以“眼不见、耳不听、心不烦”的心态,“我行我素”、“目中无人”地去做。因为我不为名利,也不图表扬,只为“滋心润肺”。不过人家讲什么都经受得起,因为我是受过大挫折的人。“文革”初期,被打成“保皇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现行犯”,除“双开”外,还差一点进了牢房。正月初二挂牌游街,全县城批斗我一个人,还抓起我的“主子”县委书记何广德同志来陪斗陪遊(几个月后,中央发文件宣布,在群众运动中的此类处理一律无效)。对比起来,这些闲言碎语算得什么!
其实,对于一个退休老人别说为“积善”,就是为自己也无可非议,这又不是贪污盗窃、“雁过拔毛”。还有人说这事太脏了。我是农村来的,小时在田里撒过大粪、牛栏淤,下放劳动时挑大粪、掏粪坑、打农药都干过,那比这“脏”多了。当然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要注意卫生,戴手套、袖筒,勤换衣服多洗手和走路稳当。我还自订了“几捡几不捡”,如人家家门口的不捡,不在垃圾桶里翻找;当看到别人特别是残疾或老年人在“捡”时,则远远避开。因为我是搞“活动”,而人家是为生活。
心态要顺其自然,出去一趟有捡更好,没有也可,空手归来也不“亏本”,反正散步活动了身子。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青年无事生非,老人无事生病”。我不打门球、纸牌和麻将,也没有养狗、养鸟和外出旅游等方面的兴趣,搞“文字”和钓鱼的“活儿”也很少了,天天坐在家里看书看报看电视也不行。前几年与老伴一起爬苏仙岭,后因她关节痛就没有去了。事在心中,走路轻松。以前我不大喜欢散步,有了对此事的身体力行,让兴趣成了“动力”,苏仙岭下、郴江河畔、附近的广场、操场、篮球场、建设工地经常去一下,加起来一天要走十来里路,身体似乎慢慢变得舒服了,过去那种脚轻眼花、消化不良、肠肚胀气的现象少了,有这样意外的“回报”,更加是何乐而不为呢。另外坐在家里吸烟多,在外走路不吸,这样一天要少吸十来支烟,当然也是件好事。讲实话,在某些方面还可抚慰心灵的“创伤”。再说为人处世总有些过失和不足,从传统观念看,能做点好事还有些“自省”和“补偿”作用。
几个月的“甜酸苦辣”,情况发生了变化。七嘴八舌的人少了,支持我做这事的人多了起来,有些知内情的熟人见到我,伸出大拇指赞扬:“行善积德,是自古以来的薪火相传,好人有好报”。“你这老记者的新‘采访’,是新时代与人为善的新作为。”我回答:“别这么讲,这是散步中的‘顺便’,不要‘上纲上线’”。子女和亲戚们,也把他们家里的矿泉水瓶之类送来;本单位和“李老板”的机关打字室将空水瓶留着,笑脸相迎我去拿。还有市慈善协会和市摄影家协会的同志等也予以支持。我老伴在家抽空负责整理,比我还辛苦。一位年轻朋友不定期地开车来,帮我将废品送去卖掉。特别是一些有“趣味”的事儿伴随而来。有次,我在一学校捡废品时手机掉了,该校一位职工拾到后,立即赶了十多米送来,说:“‘新郴州’要拾物不昧,对于你这做好事的老人家,更要物归原主。”有位我熟悉的 “老板”见面时,居然掏出一把钱来支持我行善,我说:“不能这样,你自己去捐吧。如送点空矿泉水瓶来,那会二话不说收下。”去年9月的一个晚上,和老伴在机关院子散步时捡到一个钱包,便毫不犹豫地去大门口交给保安人员,并要他们不告知我俩的姓名。据说包里的钱比较多,是几年捡废品都搞不到的。这钱我们固然不能要,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但也不能拿去“献”爱心,因为桥归桥、路归路,助“那”亏“这”不好。有些人提出要与我合伙来做这事,我笑了:“此事还是各自为之‘单干’好。”有次从市委后门去市委党校球场捡瓶子刚一出门,门上头就掉下一块板子。好险!早一点就会打在我头上。保安先是吓一跳,后笑着说:“你老人家真‘走运’,是做好事的结果”。此言虽有点“形而上学”,但讲得我开心。我还和几位清洁工开始了友好关系,有的还笑着送我几个矿泉水瓶。
有些事真是不干不知道。一斤矿泉水瓶要几十个,卖去只有几毛钱,比擦皮鞋的钱还少得多。东转西走一毫一厘地“积”,一天弄不到一元钱。这样,“贱味”和寓意就更浓。去年,虽然已向市慈善协会为残疾儿童捐了点小钱,但大部分还是我的退休工资。有人说:“拿点工资去捐得啦,何必还这样!”说实话,要是早几年我也不会这么做,现在一方面心灵的触动,另一方面更可感受“吃百家饭”、“贱养健长” 的真谛。不这么去捡,就没有这“贱”的特点,便像是“施舍”。 这也许就是别人的“先进思想”,与我这“落后观念”的区别。所以,要是有人讲我思想老化、有些“迷信”观念,我还有点认可。总之,送“百家饭”虽是微乎其微,不足挂齿,但这一民俗如同春节拜年,祝福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祝出远门的一路顺风、平平安安等话一样,体现一种心愿,年年讲、人人说,这“百家饭”就算是句祝福吉利的话吧。当然,如对此“民俗”理解得细一点,还得读点有关历史书籍和典故,看些当今此类生动的现实故事。有位名家曾对我说,他不信鬼神,信正义、信善良、信传统,此话对我有一定影响。
每个人心里都有亩田。干此事看似脸上无“光”,实则心里 “亮堂”。我想,如果身体舒服、行动方便,无论人家讲什么、怎么讲,我会“光明正大”地做下去。这也可说是自己安度晚年的内容和方式之一,也是向郴州好人学习,感恩党、感恩人民和社会的小“作为”。 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年我七十有五了,就去做些常人“稀”做的事吧。今年元月28日中午,郴州迎来一场大雪,整个城区成了一片银白色的世界。我穿着防滑鞋、戴着风雪帽和皮手套、喝了口国公酒便去品味享受新时代瑞雪兆丰年的美景。同时带了个塑料袋和一把枝剪。一方面剪掉路边被冰雪压下来、影响人行和通车的小竹枝;另一方面去做这份为残疾儿童的特别“作业”。下雪结冰这几天还捡回不少,“丰收”的喜悦涌上心头。除夕和大年初几好几天,我也去做,为的是让这“百家饭”沾上点“年味”。狗年大吉,祝这些小朋友平安幸福、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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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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