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四”节，郴州新闻媒体和市委机关的宣传栏,对新时代郴州向上向善好青年的宣传报道非常感人。我这位老年人因有一种“特殊”感情，便想起五十四年前家乡那个青年节的“历史片场”，一种别样的“乡愁”也涌上心头。

　　1966年春，我开始主持安仁团县委的工作。“五四”节一个月前，我将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先向县委汇报，如召开庆祝大会、举办文艺晚会、办起专刊表扬学雷锋的好青年、好团员、好团干等，得到了县领导的赞同。“五四”节那天，在县人民会场召开庆祝大会，县委领导先作指示，后是老共产党员、学毛著积极分子、在部队立功受奖、双目失明的残疾退伍军人王忠同志讲话，接着是优秀团员青年们发言，我则作了《继承“五四”传统，学习雷锋精神，争做又红又专的好青年》的发言。庆祝会开了一上午，有千来人参加。晚上则在这里举办文艺晚会，由县城各单位和部分公社团组织表演的节目，有合唱、花鼓戏、诗歌朗颂、快板等。我参加了大合唱《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县城不少居民前来观看，获得了一阵阵热烈掌声。那时，我对文艺活动也有爱好，二胡、笛子、箫、口琴、秦琴和唱，都有爱好和懂一点，后是受“文革”挫折而“丢失”。团县委办的那份双面特刊搞得也可以，上面有祝贺信、言论、特写等，如《白衣战士谱新歌》《胸怀朝阳战险堤》等，共印了1000多份，读者反映不错。会后不久，便在枫树县委党校举办全县团干学习班，各公社的大队团支书都来了，共办了两天，白天听课、交流讨论，晚上则搞文艺演出，县商业局团支部那“不忘阶级苦”的节目很有特色。几天后，我带队六人赴长沙参加省团代会，这是我第一次去省城，认识了时任团省委办公室主任的许岳松乡亲领导。会议在省总工会礼堂召开，会前，他找到我开心地讲了一阵“安仁话”，我将这几位同来的与参会者一一介绍汇报。那天晚上，他便接我去同睡省招待一所的一个套间，这是我第一次住这么高级的房间，卫生间还不会用。两人对家乡的人和事谈到深夜，还吃了夜餐。从此，我与他就接触多了，关系越来越密切。我调到《湖南日报》社后，他是主持团省委工作的副书记，曾诚恳要调我到团省委办公室任副主任，我谢绝。一是我因受“文革”打击后，不再想搞“党政工作”；二是防止别人讲他搞“裙带关系”影响工作。他任省民政厅长后，我俩在长沙、郴州、安仁接触较多。有次他去广东、海南，也要我一起去。总之，许岳松是我最尊敬、最亲切的安仁老乡领导之一。记得他在郴州“最后”一餐饭，是张扬平老乡与我陪他的。

　　那时，在雷锋精神鼓舞下，团员青年也有“向上向善”精神，做好人好事的风气很浓。如“周末”搞城区的清洁卫生，给新开垦的清溪沙洲和白石牌楼那大片棉花地送肥料等，大家不计报酬、且特别努力。有天下午，我随县委书记何广德同志，从他蹲点的清溪大队检查生产步行回来。经过新建成的永乐大桥时，看到桥面有不少牛粪和垃圾，他说：“桥上的垃圾要清洗一下，不要影响县城卫生和环境面貌。”我回后要团县委办公室同事，马上通知县城各机关单位和安仁一中的团支书，明天清早组织团员青年到永乐大桥搞清洁卫生。那真是一呼百应，第二天天刚亮，搞卫生的人就陆续来了，共来了两、三百人，有的挑着水桶从永乐江挑水来冲洗，有的拿着扫帚和宽锄头扫除，县人民医院苏顺秀、郑培芝等带头来了。搞了两个小时才收工赶回上班。有“美女”之称的团支书郑培芝忙得一身大汗，她笑着对我说：“搞得怎么样?如不行，明天又来!”这些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和小郑都还没“对象”接触多，星期天还来为我洗被子衣服。但两人在房间，白天晚上都不能“关门”，人们说我俩是互为“心上人”(如果不是当时“造反派”的打击，确有“结合”的可能。后她调离了安仁，现早已去世，我心中自然有思念)。还特别值得一讲的是，那年毛主席第八次在天安门广场展阅红卫兵，县委原安排我为县领导王继高部长的副手带队去，后因来安仁串联的红卫兵多了，何广德书记要我负责接待，就没去了。不然，就能在天安门广场见到在城楼上招手的毛主席，当时湖南的红卫兵是安排在前面第一排，这对我无疑是永久的遗憾。

　　后来，我虽未搞青年工作了，但其感情和爱好未忘。上世纪70年代初，在县里搞通讯报道期间，积极总结宣传牌楼公社莲花团支部和华王公社红小兵的典型材料，后都被评为省里先进典型。县领导中的两位军代表，分别在省里会议上作典型发言。莲花团支部书记还当选为团省委候补委员。那时有人对我说：“你 ‘五四’精神和青少年工作未忘。”乡土牵挂、时光久爱。眼下，我虽然是个普通人，没有什么作为，还这么思前想后，酸甜苦辣地说东道西，这也是一种家乡的记忆。因为安仁是生我养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