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泓一溪水，滔滔终古清。晃漾吸初日，风静波不生。冲烟出孤棹，微闻欸乃声。寄言彼渔父，吾欲濯我缨。”这首写于800年前的《清溪晓行》，恐怕是县内现存最早的描写清溪的五言古诗，诗的作者是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刘渭榜进士秦噩(字公肃)。经过前任县令王槐一年多的强力推进，此时的清溪书院已于宋嘉定六年冬成功徙建到离县治仅有百步之遥的新南门内。有学者分析认为，当时的邑人秦公肃很可能就是趁在清溪书院读书之余，来到清溪附近漫步，然后触景生情吟就了此诗。

一、清溪洁泉今何在

　　“清溪泉洁动人思，树色山光可入诗…”这是清代茶陵派诗人谭多敏所作的《安仁怀古》诗中的句子，诗的头一句即由清溪及其源头的洁泉引发个人怀古安仁往事的幽思。历经数百年沧海桑田变化，如今，古代诗人笔下风景如画的清溪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依稀可以从历代文人墨客和地方志官们留下的珍贵文字里寻找到她清晰的脉络。据古县志载，在安仁老县城的西面流有清溪，发源于附近山间泉源和城西北的冷水塘，自西城墙外的西南汇入当时的小江水，也就是现在的永乐江。根据县城西北的山体地势分析，古时的清溪可能只是小江水一条比较小的支流而已，大概也就两三公里左右的流长。因上游多泉眼活水，溪流水体纯净，清澈见底。自永安铺建置县治以来，当时沿清溪两岸的风光带可能一直都是安仁的风景名胜区，元代进士陈元明曾情不自禁为之发出“安仁山水之胜以清溪为首称”的感慨，所以南宋名将韩京赋闲之时便在清溪之上建造韩家花园；明代四川按察使谭有德辞官之后亦在清溪建置庄园以颐养天年。到了清嘉庆年间，历经千年岁月的流土淤积，清溪河道可能变得更加狭窄，但在当时县志绘有的县城图中仍不难找到她的影踪。“一县围苍翠，岚光四望迷。斜阳云拥屋，积雨水平溪。山近樵人便，年丰米价低。珍珠泉可酿，沽酒小桥西”。这是清嘉庆年间澧县诗人曾玉映写的《安仁》一诗。在曾玉映眼中，当年出西城门到珠泉附近沽酒，也是要经过一座架设在清溪之上的小木桥的。清清小溪最终填埋于何年不得而知，可能是在民国时期，也可能是在新中国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二、清溪书院四徙迁

　　安仁自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由场升县以来，其县治最先建置在宜溪(宜河)流域的宜阳乡境内，二三十年后才开始徙迁到清溪附近的永安铺香草坪。宋高宗淳化二年(991年)，高岳以奉议郎知安仁县事，开始筹划并实施县治徙迁工程，县志记他“捐己之俸徙县治于永安铺之香草坪”。这位高县令可能知安仁县事的时间比较长，到了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的时候，苦于当时的“县境迫狭”，他还出面“奏拨衡阳之浦阳里、衡山之兴德乡隶县管辖”，从此之后，安仁县才开始“户口益增”、“民力大裕”。也就在那个时期，当时的邑人开始在清溪之上的冷水塘附近兴建学宫，清溪书院从此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清溪之所以得名，可能是因为在其溪流上曾建有著名的清溪书院；清溪书院之所以得名，更可能是因为宋代名相周必大曾在此地游学。明嘉靖十五年篡修的《(嘉靖)衡州府志》有过清溪书院最早时期大致位置的文字记载，说是“旧在县西。宋绍兴中，徙于西南”。因为记载这一史实的人的名字已无从考证，所以府志冠之为“无名氏”。大约在南宋绍兴年间(具体时间失考)，清溪书院开始了第一次搬迁，即“徙建于城之西南二百余步，清溪之上，崇真观之右”的这个位置。古人之所以说是在“清溪之上”，可能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崇真观附近区域本来就处在清溪入河口的上游位置；二是这个位置的实际地势较之西面的清溪流域也要高出很多来。古时候的崇真观在安仁旧县城之西、南门之内，大致位置可能在现老卫生局偏东南的附近区域。古代的步为计量单位，秦代以后的一步约相当于现在的六尺，也就是2米左右的距离。据此推算，清溪书院第一次搬迁后的院址，大概就在自当时的县治(老财政局附近)往西南方向延伸约400-500米距离的老防疫站附近区域。根据有关资料考证，南宋绍兴的年号总计使用了32年，周必大游学安仁的大致时间是在南宋绍兴17-18年间。如果当时的清溪书院在绍兴17-18年之前就完成了徙迁，那么，周必大游学的地点无疑是在这一段时期开办的第二代清溪书院；反之，则更可能还是在城西北冷水塘附近的第一代清溪书院。

　　直到南宋嘉定五年，知县王槐再次将当时的清溪书院“徙建于县治东南百余步新南门内”。为此，时任荆湖南路提点邢狱官的乐章还曾专门作《学记》以记之。文中说到“安仁为衡支邑，风俗简朴，人士质实，然密迩瑶居，时有强梗弗率以病吾教者”，加之“嘉定己巳(二年)，邑为寇所残，未再”。王槐莅任之初，正当“干戈甫息、学校尽废”之时，所以他不得不喟然感叹说：“义理不讲，纲常遂坠此，乱之所由作也”。从《学记》的相关文字记载看，清溪书院的这一次徙建主要因为战乱，是因为嘉定二年“邑为寇所残”、“学校尽废”等原因，才不得不考虑兴建新的学校。而且，这位王知县可能多少还有些偏信风水，他认为“学舍不宜介乎道宫神祠之间”，于是在就职之后不久，也就是南宋嘉定五年，“乃徙邑治之东，旧仓所在”。此地“山色环秀，高明宽广”，“遂建置焉”。书院正式落成的时候，王槐还“以图来谒记”于当时的荆湖南路提点邢狱官乐章。因为乐章写《学记》的具体时间标记为“宋嘉定六年岁在癸酉十一月丁卯朔”，也就是嘉定六年的农历十一月初一，所以我们基本可以估算第三代清溪书院落成的大致时间是在南宋嘉定六年的农历九、十月间。这是清溪书院办学历史上的第二次徙迁，当时书院的大致位置在现中医院(原人民医院)院内，侯家祠的后面。这个时期的清溪书院大概只维系了半个世纪左右远不到一个世纪的办学时间，就因为战乱和社会动荡等原因而走上荒废。

　　整个元代可以说是安仁古代教育史上的最低迷时期。近百年的元朝科举史，整个安仁县仅出过一个进士，所以后来的地方志书上才有了这样悲凉的记载：“元代八开科取进士，唯元明一人耳”。到了元代后期，也就是至正壬午年(1342年)的时候，当时到任的县令王显(字彦达，号雪岩)是个尊儒重教之士，后志载他“修清溪书院、立进士题名碑以鼓士类，学校益振”。他上任伊始便来到清溪书院的倾圯之地考察调研，并当场拍板要尽快加以修葺复学，这件事被当时的安仁籍进士陈元明写进了《重修清溪书院记》。记中这样说：“至正壬午，雪岩王侯下车首谒书院，叹其倾圯，即命修葺，不日落成…”。陈元明撰写的《重修清溪书院记》明确提到当时的清溪书院就是“邑庠之故址也”，另根据该记中“熊峡蹲其前，凤冈翼其左”的文字推断，王雪岩所重修的清溪书院应该还是南宋嘉定五年王槐所徙建的清溪书院。此外，记中还提到“书院旧以南桥蔽其前，侯撤之，而置浮梁于下流”。这是说，之前的清溪书院大门前，因为架设了一座南桥而遮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这个王邑侯索性好事做到底，干脆拆除南桥，在下游重新架设了一座浮桥。从此，修葺一新的清溪书院前方视野更加空旷，“熊峡诸峰涌翠叠碧，而山水之秀毕见于前矣”。

　　“凤冈之山苍苍，清溪之水洋洋；哲人居兮日月同光，文风在兮悠久无疆”……记中的最后铭文，多少表达了陈元明这位元代进士内心深处渴望新的清溪书院能够继承优秀办学传统，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朴素愿望。

　　此后，一直到明代正德年间，清溪书院或者说后来取代了清溪书院的邑庠都一直是在这个区域附近办学的。后来篡修的清代志书亦对此作过一些比较详细的记载：“(清溪书院)绍兴间，徙建于县治西南二百余步，崇真观之右，今其地为城隍庙；嘉定五年，徙建于县治东南百余步，新南门内；有明一代多仍之”。

　　元代王显修葺后的清溪书院究竟持续办学了多长时间，这在安仁历代志书中几乎难以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估计时间会很短，很有可能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就已毁圯。明天顺二年，江西泰和人彭禄担任过安仁教谕一职，他曾写过一首《清溪书院》怀古诗：“丞相书斋枕水隈，伊谁继踵讲筵开。百年废址迷芳草，一片残碑伴绿苔…”。这说明至少到明朝天顺前期的时候，清溪书院早已是满目疮痍，只剩下一片荒圯的“百年废址”和一块爬满青苔的“残碑”。

　　自宋元以来，甚至到明一代，官办清溪书院或者说由书院衍生出来的邑庠原本一直是在县治附近办学的，但后来为何又搬到了排山宝塔岭上呢?这个也是有其特定的政治社会原因的，说白一点，可能还是因为战乱。据明清衡州府志载，明正德十一年，“郴桂贼龚福全、刘福兴等劫略安仁县城，掳知县韩宗尧”，当时的县衙和牢狱等官办场所“多为贼寇烧毁殆尽”，所有的邑庠或书院亦可能不得幸免。这个情况在明大学士茶陵人张治后来撰写的《安仁县兴建记》中亦有所体现:“正德丁丑(应为丙子)，郴寇弗靖，于民掠，于安仁百政用废”。当时的安仁知县韩宗尧是广东番禺人，也是位个性化地方官员。在经历了这一次大劫难之后，他最终看淡人生，居然“以不狗乎众弃官”，“去时直指其门人也”，“檄郡追留不返”。这件事情被后人清楚的记载在《(嘉靖)衡州府志》中。

　　元明时期，县南三里的排山宝塔岭原建有四忠祠，后废为宝塔寺。正德十一年，接替韩宗尧的时任知县张宥再次迁佛像改寺为祠，以祭祀唐将南齐云、雷万春、宋丞相周必大和潭州安抚使参议陈亿孙。到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安仁县教谕闵文振认为“南雷二将未尝经及安仁，且宜阳有庙听民自奉”，遂“徙陈亿孙于乡贤祠”，改宝塔岭的四忠祠后厢房为新的清溪书院，并“立公神主祀于书院中，专祠祀公”。至此，清溪书院才算辗转徙迁到了排山宝塔岭上办学，这个时候的清溪书院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对于宝塔岭上清溪书院的办学时段，地方志书的记载亦语焉不详，估计也不会超过50年。当然，对于后志(如《(同治)安仁县志》)中留有“四忠祠在县南三里，宋元时清溪书院故址也，后废为宝塔寺”的文字记载，个人观点应系清代邑人误考。当然，宝塔岭上可能办有其他学校，因为清代名儒欧阳厚均的弟弟欧阳厚垣根据前人笔录和口传而撰的《居游闻见录》中，记有“宋时曾建学于宝塔岭之阿，志学校者倶遗之”一说。但是，现今遍寻清乾隆之前的任何县志或府志资料，概不见宝塔岭在宋元时代即办有清溪书院的有关文字记载。因此，本文作者有理由认为，宝塔岭的原清溪书院或四忠祠并不可能是宋元时期清溪书院的故址。

　　六十年之后的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知县谢之藩再次在县城毓秀门内原宋元时期清溪书院的位置上兴建新的书院。因为谢之藩字南湫，当时的邑人便以这位谢邑侯的字取作了书院的名字，这就是安仁古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南湫书院。南湫书院的办学历史也不是很长，估计最迟在清初的时候即已废圯。清康熙三十三年前后，时任安仁知县的浙江海宁举人陈黄永重新选择在第一代清溪书院的故址，即“县北城外里许”的白衣庵和神农殿附近新建了洁爱书院。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时任安仁知县谭崇易则与县里士绅捐款在原南湫书院旧基重建书院，并改名为宜溪书院。据清代县志载，乾隆五十年，恰逢宜溪书院落成之后不久，当时的礼部左侍郎、前提督湖南学政庄存奉敕命过安仁境到邻近的酃县祭祀神农，曾留宿宜溪书院一晚，并应邀为之题写了“凤冈霭吉”的堂额。到清咸丰同治时期，太平天国运动此起彼伏，波及湖广地区，安仁作为太平军北上南下的重要战略要地，县城多次遭到洗劫，宜溪书院一度被毁。清代末期，由邑人刘连登倡资，将城郊东山岸永乐江畔原江西人邱某的钱粮铺改建为新的宜溪书院(大概位置就在原城关大米厂内)。到这个时候，原清溪、南湫和宜溪书院的老院址才算真正意义上隔断了与儒学教化的联系。

三、一代院址废与兴

　　尽管后志载清溪书院最早的办学地“县西北冷水塘今其地不可考，或云在洁爱泉之北”之类的字句有些模棱两可，但第一代清溪书院故址与古今历代教育的碰撞始终接连不断，邑人在此地办学的遗风也经久不衰，其办学轨迹可一直延伸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据老辈人介绍，民国时期的白衣庵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庵宇，附近的神农殿则为一方形古建筑，坐西朝东，东面有一石拱门，五级台阶，大堂之上供奉着木雕炎帝塑像，春分时节常有人来祭祀神农先祖。神农殿周围建有四合院，两边天井之内长有两棵颇有年份的银杏树，每逢秋季，成熟的杏果纷纷落地，飘落的杏叶像是为大地铺上了一层金黄的被子。说到这两株银杏，其实也是有历史的，据现藏于东京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的《(万历)衡州府志.安仁荐举》载：“蔡朝端举明经任本县学训导，文庙银杏二株其手植也”。这说明，神农殿旧址之上在元明时期还一度建有县里的文庙。蔡朝端，字雪松，初任平阳尉，继授海北帅府都事，是元末明初时期安仁(也可以说攸县)著名的学者，被尊崇为攸县渌田蔡氏的宗祖，其后代中的蔡甫、蔡承植、蔡承向、蔡永甲、蔡思穆等因科致仕多有成就。蔡朝端的祖先原本居住在安攸两邑交接的渌田市，但他因举明经自洪武二年开始担任安仁训导十三年，此后一直“因家于安仁益相里”。所以至少到清乾隆时期，蔡氏家族里的中式子弟无一例外不载入衡州府志和安仁县志，蔡甫、蔡承植和蔡思穆等蔡氏名人在安仁地域的活动轨迹也一度十分频繁。到了乾隆后期以至嘉庆朝，蔡氏后人相继陆续籍入攸邑，此是后话。据传，蔡朝端学富五车，文理深厚，与明初著名的茶陵籍大臣刘三吾、吉水名士解缙等均有诗词唱和酬答。刘三吾还曾以蔡朝端的字号雪松题诗云：“为爱雪松好，陆冬挺秀姿。一天皆白处，万壑独青时。老干生银甲，横枝走碧龙。愿言君莫负，永与雪松期”。

　　即使到了现代，第一代书院故址与教育的联系仍然千丝万缕，难以割舍。民国十七年九月，经当时的湖南省政府教育厅批准，安仁县政府在神农殿创办县立女子职业学校，学校教程分设文科(国文、算术、修身)和实科(缝纫、针织、刺绣)。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县立女子职业学校易名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同时迁往今永乐江宾馆附近的黄家祠办学；同年，邑人周临之、何神洲等在县文庙(原县人民医院内)创办私立昆仑中学，不久便徙迁到神农殿办学，并改校名为私立大成初级中学。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2月，县人民政府将大成、全能中学合并为联合中学，校址仍选设在神农殿。1952年，联合中学改称安仁县第二初级中学，这就是老一辈人耳熟能详的老二中了。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老二中创办的前期阶段(如1954年左右)，神农殿的房舍还算保存得基本完好。后来因学校扩建，不得不拆除神农殿主殿用以兴建两排平房教室，为此刻有“神农殿”字样的青砖亦随之散落成老二中教室的墙砖，唯有见证了世事变迁的两棵银杏树当年还一直挺立在教室前面。1968年8月，老二中停办，其在校师生和校产等统一被合并到安仁县完全中学(安仁一中的前身)。至此，这一延续了近千年办学历史的清溪书院故址才最终消失在新一代教育人的视野，与现代国民教育渐行渐远。1971年，县城内兴建氮肥厂，原神农殿旁边的四合院被氮肥厂占用为民房，其西北两排平房教室亦随即被拆除。肇基于清溪书院故址的百年神农殿在经历几番变迁之后，只留下一处遗址和两棵孤独的银杏树。2012年左右，因为附近区域房地产开发需要，两棵老银杏树也不得不被迫移栽到烈士公园北面的小坡地上。因技术和气候等原因，一两年之后两棵老树便相继枯萎死去。表面看，消逝在我们眼前的只是两棵普通的老银杏树；但面对历史，我们今天所失去的又何尝不是见证了安仁县城六百多年沧桑变化的时代信物?

　　千百年来，安仁官办书院(或学校)的办学历史就如一部跌宕起伏、五彩斑斓的连环画卷：这之中，无论是宋元时期闻名遐迩几徙其地的清溪书院，还是明清时代数易其名精神永传的南湫、洁爱和宜溪书院，仰或是现代以来相继开办的女子职业学校、简易师范学校、县立联合中学、第二初级中学、安仁完全中学和安仁一中等等，无一不像是入海之百川，既一脉相承，又殊途同归。

　　参考资料：

　　(1)、明衡州知府杨佩主修、衡州进士刘黻纂修《(嘉靖)衡州府志》；

　　(2)、明衡州知府林兆珂主修、衡阳进士伍让纂修《(万历)衡州府志》；

　　(3)、清衡州知府张奇勋主修、谭弘宪续修,周士仪纂修《(康熙)衡州府志》；

　　(4)、清衡州知府饶佺主修、衡山进士旷敏本篡修《(乾隆)衡州府志》；

　　(5)、清知安仁县事侯铃主修、安仁进士欧阳厚均纂修《(嘉庆)安仁县志》；

　　(6)、清知安仁县事张景垣主修，张鹏、侯材驥纂修《(同治)安仁县志》；

　　(7)龙市田心《谭氏族谱》，阳启明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安仁古诗词》，肖晓平《珠泉亭记忆》，黄显文《神农殿的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