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元山在今永乐江镇大源村境内，距安仁县城约30余华里。作为县内的古刹名山，天元山在宋代的时候即建有凤凰禅寺，相传登科南宋咸淳四年陈文龙榜本县进士李龙金还曾特意为寺庙题写了“凤凰禅林”的门额。提到凤凰禅寺最初的建寺时间 ，从古至今自有一些说法，但可能还需做进一步的考究。经查证，现载凤凰禅寺最早的地方性志书当属明代《(万历)衡州府志》，之中的寺庙章节安仁部分是这样记载的：“凤凰禅寺在县东南三十五里，宋延祐年间建。”这个时间此后也一直被邑内后人所沿用。但我们翻开宋代三百一十九年的历史通体预览一番，就不难发现，历史上并没有哪一位宋朝皇帝采用过这一年号，倒是后来的元朝仁宗皇帝启用了延祐年号长达7年之久。这说明，明清以来郡县志书上所记载的凤凰禅寺最早的建寺时间应该系误传。大家知道，安仁自建县以来一直到李龙金中进士之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宋朝历史上先后出现过景祐、皇祐、元祐、淳祐和宝祐等五个带“祐”字年号，唯独没有“延祐”之年。考虑到古代地方志书修撰历来有甲(人)读乙(人)记的资料汇编合作模式，且结合安仁土语中“元”、“延”二字读音相近的特点(天元山附近的益相话尤甚)，不排除有某一时期古志纂修者误读讹传的因素存在，个人推测凤凰禅寺的最早建寺时间为北宋哲宗元祐年间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一些。

　　天元山寺深远的禅宗文化影响

　　宋代凤凰禅寺的开山鼻祖姓甚名谁，各类史料并无明确记载。据清康熙早期一个遭到“镌职”(降职)的永州通判韩魏沿袭天元山寺僧代代相传的说法，凤凰禅寺最初可能系宋代某个时期的一个“异僧”所创，这一佚名的“异僧”在当时想必也应该是一个法力不凡的大禅师。

　　凤凰禅寺虽建寺于宋代，但真正使其禅宗文明发扬光大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巅峰时期，当属奇峰禅师担纲住持的明代正德嘉靖期间及至明末清初的这一段时间。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奇峰法名祖山，法号古爽老人，他原本是湖广岳州临湘县的一个萧姓俗家子弟，后剃度出家，“初祝发于南岳寺”，系直隶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开元寺万安广恩禅师派下第九世弟子。明代正德年间，奇峰“偕其徒至邑之天元山，寻宋时古刹遗址”，“仍旧名重建之”。后来，因“僧徒日众”，遂“分建寺宇，环山数里”，恢弘气势“遂同竺国”。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从这首民间传诵了上百年的《安仁景致歌》的歌词中，依稀可以感受得到天元山寺当年旺盛的香火气象：“三月景致三月三，城外有个天元山。天元山上是佛地，夜造四十八座庵…”。天元山寺发展到鼎盛时期，确实是分建了四十八座庙宇，以至于后来民间甚至还衍生了奇峰禅师“一口饭鼎锅点化四十八个猎人”的故事。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奇峰禅师剃度一二个猎人为徒的情况可能有之，但点化四十八个猎人为徒的传说不一定属实，因为奇峰禅师当年从南岳寺来到天元山“募创禅林”就是带了一干僧徒过来的，并不差个寺宇住持或者库房什么的。但这个传说本身，着实反映出当年天元山梵刹林立香火旺盛、奇峰禅师佛法超群僧徒众多的盛象，当然也彰显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朴素佛家思想。正因为奇峰禅师开支立派的巨大影响，所以，后来安仁当地人也有称天元山寺(即凤凰禅寺)为“祖山庵子”或者“古爽庵子”的。

　　有资料显示，奇峰和尚大约出生于明成化十二年(1475)左右，圆寂于嘉靖三十五年(1557)，世寿八十有三。关于奇峰和尚当年到天元山“募创禅林”的具体时间，历代志书多无具体记述，一般只笼统标注为“明正德年间”。近日，翻阅清代侯材骥纂修的《(同治)安仁县志》，在其补遗部分发现有“明正德己卯僧祖山募众重建”字句。“明正德己卯”也就是明正德十四年，即公元1519年，此时的奇峰和尚正值四十五岁左右的人生壮年。此后，通过他三十多来的广结善缘和开堂传法，逐步在安仁天元山另开演了“祖智悟本真，法性常兴胜；通达正义理，洞祚锦成弘；光照觉天界，登高大早升；明镜祥玄妙，宽洪海印传；宗绍綿远续，道清昶周圆”等五十字，始创了现今遍布湖广地区并产生了巨大禅宗文化影响的曹洞分支“古爽派”。现如今，“古爽派”在国内的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以及境外的韩国、日本乃至东南亚等一些地区均有传承。

　　天元山“古爽派”名下的历代高僧

　　自奇峰禅师“募创禅林”开始，安仁天元山这片钟灵毓秀的佛门圣地便一直香火缭绕、高僧辈出。因为早期寺藏资料毁损遗佚，从天元山或者从凤凰禅寺走出来的历代高僧的生平事迹亦如昔日山上的恢弘寺宇一样分崩离析、灰飞烟灭。目前能够在相关志书或者艺文中找得到名字的，除了第一代的奇峰大禅师，第二代的宁州、秀凤和天文智满禅师，第三代的悟千、悟仁、悟真、悟铨、悟爵禅师，第四代的本教禅师，之外便是第六代的性藏禅师，第七代的常寂、常修禅师，以及第八代的仞兴禅师和第九代的胜逵禅师等等。

　　奇峰禅师的第一代高徒里面，也可以说是“古爽派”第二代禅师之中，比较著名的主要有宁州、秀凤和天文(智满)禅师。其中，宁州禅师和天文禅师可以说是武功山九龙山胜佛禅林的肇基者或者开山鼻祖，秀凤禅师则可能最终留在了“古爽派”的最早发源地天元山寺。据资料载，嘉靖三十年(1551)，天文智满辞别师父奇峰禅师，从当时的衡州安仁天元山启程，风尘仆仆奔赴到数百公里以外的江西安福县老家探亲。在乡期间，他闲时登山揽胜，优游山水，在饱览家乡美丽的自然风光之余，萌发了在武功余脉九龙山建寺弘法的念头。为勘察九龙山上最佳的建寺选址，他临时搭设了简易茅庐，前前后后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返回安仁凤凰禅林之后，天文智满将个人想法如实禀报了奇峰和尚，得到大师认可。嘉靖三十二年(1553)，奇峰禅师指派座下得力弟子宁州和尚总领其事，天文和尚协助配合，同时从他们的弟子中各挑选了悟千、悟仁、悟真、悟爵和悟铨等三十余人组成庞大的僧人团队开赴九龙山。

　　之后几年，宁州禅师和天文禅师筹得善款“八千金”(八千两银子)，“率其徒众”在安福九龙山“剪荆棘、平土石、劳筋骨、饿体肤、历百苦”，终创胜佛禅林。明代理学家邹守益的三儿子邹善在他撰写的《胜佛禅林记》中提到，胜佛禅林“经始于嘉靖癸丑二月”，“落成于甲子十月”，前后历经了十一年的艰苦建设。作为胜佛禅林的首任住持，宁州禅师“倡教于袁吉之境”的声名由此远播，以至于当时的“袁吉之人无不知有宁州者”。

　　身为奇峰禅师的一代高徒，秀凤禅师最终应该是选择留在天元山寺，成为了奇峰法师衣钵继承者。因寺藏资料散失，秀凤禅师的个人生平事迹并不详实。其后来见诸史料的主要事迹，便是与分派江右的宁州禅师一道共同编辑锓梓了记录有奇峰大禅师语录的《林园法要》一书。悟仁、悟真、悟铨、悟爵等奇峰禅师的众徒孙们原本是在安仁天元山寺参禅悟道来的，后因追随宁州、天文师兄弟开赴江西九龙山，遂成为宁州禅师在胜佛禅林弘法布道的后继者。

　　“古爽派”第四代中的代表性高僧是本教和尚，他是宁州禅师的徒孙，悟铨法师的徒弟。嘉靖癸亥年(1563)冬，胜佛禅林即将落成，本教法师征记于当时与自己交往甚笃的安福进士邹善。邹善根据胜佛禅林当时的建筑布局和规模，同时忆及自己与父亲邹守益数次游息九龙山的历历往事 ，在感叹岁月无常、物是人非的情境之中，一挥而就写成了这篇《胜佛禅林记》。到第二年胜佛禅林落成之时，本教和尚再次盛邀邹善为之题写了“九龙山胜佛禅林”的寺额。和他的先辈们一样，本教禅师也不是一个拘泥现状、坐享其成的法师，到了明代隆庆壬申(1572)年间，他又在安福县的三峰山新创“如如禅林”，进一步光大了“古爽派”禅宗文化的传布影响。

　　“古爽派”第七代代表性人物是天元山寺的性藏禅师，古志中留存到他的主要事迹是他与弟子常寂禅师(‘古爽派’第八代高僧)一道系统编辑了自宋代以来，特别是自奇峰法师复创凤凰禅林以来的老版《天元山志》稿及天元山周边的山水、寺庙、物产、田赋等各种图记、诗歌艺文等等。常寂和常修法师均系“古爽派”第八代传人，他们都具备相当境界的佛经道法修为和国学文化功底。“瘦笻扶我入空山，听瀑寻源去复还。午洞云归松色冷，柴门不掩任风关。”常寂禅师留下的《游云归庵》一诗，在向我们展现明清时期云归庵附近美丽山水景色的同时，字里行间亦隐约渗透出僧人对儒道佛法交融一体的独到审美情趣，让人读后颇觉清新自然。常修写有一首《题天元山万翠岩》的七绝：“烟霞深隐寂诸缘，万翠岩头天外天。莫厌石牀风露冷，虚空坐断是真禅。”全诗由景写意，寓景于情，由情及理，表达了诗人对宇宙万象和人生世态超乎俗人的玄理和禅知。仞兴和胜逵分别是天元山寺第九、第十代高僧，也算是天元山寺得道高僧中的畅游翰墨者。其中，仞兴法师的《题云归庵壁》一诗现已收入《郴州文史》古诗歌专栏，并被越来越多的现代郴州人所赏析和评点。“云出僧同出，僧归云亦归。山云深翠处，便是野僧扉。”整个诗词仅有二十个字，粗看平淡无奇。而且，诗中单是“云”、“僧”二字就高频度出现过三次，“出”字和“归”字也重复出现两次，似犯了诗家大忌。但细细品读，整个诗词意境恬淡深远，立意清新自然，语言通畅晓白，音韵错落有致，不失为天元山寺僧吟咏诗赋中的上乘之作。胜逵法师的《天元山观碧泉》一诗则由天元山的石泉、池草、山岚等自然景观，写出了这座古刹名山藏龙卧虎的仙家之气：“泉出石流细，风生池草长。山烟凝碧处，疑有伏龙藏”。

　　从地方文史工作者目前考证的阶段性研究资料来看，郴州苏仙岭南禅寺亦属于“古爽派”禅支。但它究竟最早起于何时，最初创始于何人，因资料遗失残缺暂不得知，现在比较通行的看法就是认为青虚禅师是南禅寺的募创始祖。大约在清光绪年间，苏仙岭南禅寺的开基祖青虚法师在原“古爽派”老字辈排行的基础上，新增排行六十字 ，即“继往开来学，承先启后昌；重修为孝友，奉祀是贤良；皓月辉三世，慈云遍十方；风调和雨顺，国泰乐民康；佛教千秋振，禅门万古扬；一花初现瑞，五叶永流芳”，并把它镌刻在了南禅寺的寺藏资料之中。这个青虚禅师不知属于老“古爽派”的哪一辈，但他极可能是“古爽派”在苏仙岭南禅寺分支成新“古爽派”的肇基者，因为在他圆寂之后，寺内僧徒曾在苏仙岭上为他建造了青虚祖师塔。　　为探究“古爽派”的发展历史，南岳的徐衡先生曾在2011年初的时候为此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据他从曾经住持南禅寺的禅道法师处采访到的信息中获悉，禅道和尚俗姓谢，原籍耒阳市大义乡，1934年11月生，8岁的时候在耒阳大义的涌泉寺师礼大智法师(古爽第二十八代)剃度出家，法名早归，其出家所传皆为曹洞宗“古爽派”法脉，系“古爽派”第二十九世传人。2006年的时候，禅道法师一度将苏仙岭南禅寺子孙庵改建为十方禅林，并被四众推荐升座为郴州首届方丈大和尚。据禅道法师讲述，他自己所了解的“古爽派”的这一段来历，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耒阳狮子岭亲眼目睹一本老功课书上写着的内容，遂抄写下来，后来还请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流通处的僧人帮忙刻印在了2000多本功课书的后页，只可惜那张手写稿今已遗失。禅道老和尚还谈及到，听素风老和尚讲，原来参禅南岳寺的大岳法师、明真法师、道安法师、灵涛法师等等都属于“古爽派”一脉。此外，现任永兴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升圆法师和参禅苏仙岭南禅寺的明义和尚也分属“古爽派”的第三十代和三十一代传人。所以，禅道老和尚坚持认为，曹洞宗“古爽派”的源头就在安仁县的天元山无疑，那里的山上原来建有祖师堂，也叫奇峰寺，附近还曾建有奇峰祖师塔。

　　天元山凤凰寺丰富的寺藏文献

　　天元山寺曾经留藏过的历史文献资料异常丰富，所辑各类资料涉及明代、元代甚至宋代时期。据清康熙年间编辑纂修过《天元山志》的原永州通判韩魏讲述，顺治年间的酃县训导皮浚明在他的旧序中曾经谈到天元山寺僧“备藏宋代以来遗踪，付之剞劂，则旧当有锓本(刻本)，采辑亦当更富”。后来因为历代寺僧遗失毁损，到清早期韩魏重新编纂《天元山志》的时候，留存下来的艺文事实大多已是明中叶以后的了，前明乃至元宋的东西则已经很少见。所以，他不得不发出“此盖阙如也，是又不免遗佚之憾焉”。尽管如此，这些剩存的寺藏资料在当时安仁官方重修康熙县志的时候 ，仍然派上了大的用场，照皮浚明的说法就是“颇亦足备採择”。遗憾的是，此后数百年，因为战火和各种社会动荡原因，韩魏编修的康熙版《天元山志》亦不得保全。

　　康熙版《天元山志》的实际纂修人本系山东胶西人韩魏，但在卷首冠名纂修的却又变成了国朝(清)的李栖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此，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李栖鹏老先生了。山志中曾载：“栖鹏，字天池，奉天人。自称符离旧牧，盖曾任守土官者也”。这一段文字对李栖鹏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大致勾勒，而且，文字中说到李栖鹏曾自称自己做过“符离旧牧”，也就是某个地方的守土官，但具体什么情况他个人并不愿意过多言及。历史上的李栖鹏应该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个地方官员，正黄旗人，读书人出身。他在崇祯年间曾随同当时的辽东总督范志完游历过真定府井陉县的龙窝寺，并留下了《游龙窝寺》一诗：“千山积翠合，半壁出香台。巧借人工就，奇疑鬼斧开。相厝何壮也，石室更幽哉。徙倚此中味，尘心顿作埃。”因明末战乱，李栖鹏后来随同两广总督丁魁楚辗转退守到了两广地区应战。清兵大举南下后，丁魁楚率部投降已降清的明朝旧将李成栋并被李开膛破肚，明廷所赐的“两广总督”印因此被李成栋获得，李栖鹏所部估计在当时也被收入了李成栋麾下。后来，李成栋再度引兵反清，李栖鹏等一干部将的命运又一次出现反转。据《明季南略.卷十五粤纪》载：“成栋没时，‘两广印’允和(即杜永和)佩之，得不亡失。次传之李栖鹏，栖鹏陷梅岭，再传之阎可义…”这说明，在明末清初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李栖鹏还曾短暂摄理过“两广总督”篆印，所以他后来“自称符离旧牧”的话并不为过。李栖鹏被清军围困在梅岭之后，便主动投降了清军，凭借他个人当时奉天正黄旗人的特殊身份，这一次不仅没有被处死，可能还被授予了一定的官职。

　　李栖鹏后来之所以会到安仁的天元山寺来修志，缘于他的儿子李梦鸾因为荫生身份被委派到安仁来知县事。康熙三年的时候，李栖鹏的儿子李梦鸾因父荫而官安仁令，康熙四年夏天的时候小李便把老李也“迎养”到了安仁。恰在当时，一个遭到降职的永州通判山东胶西人韩魏偶然路过安仁。因为同是北方人，又都为读书人，他乡相遇，自然一见如故，李、韩二人于是便相邀一道游历了天元山附近的寺宇名胜。天元山旧志上说韩魏是“胶西进士”，这个说法其实有误，历史上的韩魏其真实出身应该只是举人身份。据顺治辛卯(1651)山东乡试资料载，胶州人韩魏曾登乡试银榜第九十九名，临清人柳焘则列位最末尾的第一百名，所以时人戏谑他们是“韩柳押榜”。

　　李栖鹏偕韩魏同游天元山寺的时候，凤凰寺里的僧人法华、法应特意拿出了他们的师祖性藏禅师和师父常寂禅师曾经编辑过的志稿、图记以及诗歌等寺藏典籍请他们阅览教正。因为“恐渐复流散”，李栖鹏后来便把这些资料带回了当时的安仁县城，当然也给他儿子也就是当时的知县李梦鸾翻看了一些章节，同时极力挽留韩魏小住数日共同来为这些资料做做订正工作。韩魏大概花了十天左右的时间“芟其繁芜、补其缺略”(旧志上说是‘旬日脱稿’)，并把新志系统厘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主要载有与天元山有关的图考、山水、寺宇、物产、灵异和田赋等内容；中卷主要选用了官人墨客的记疏诸文并附有了名人高僧的语录事迹等；下卷则主要记载了与天元山相关的古今诗赋并附有了一些偈赞内容的文字。这部新订的《天元山志》后来被“授之梓人”，也就是说被正式刻板印刷过，只是今人再也很难找到当时的刻本。对于这件事，当时的业内人士自然心知肚明，新《天元山志》虽卷首署名为李栖鹏修，但该书的实际订正者唯“(韩)魏一人耳”。

　　天元山寺的另一部寺藏典籍是《林园法要》。《林园法要》中的前期资料据说是天元山高僧祖山(即奇峰禅师)亲自编撰整理的。直到明嘉靖三十五年奇峰禅师“年八十有三而殁后”，他的高徒宁州、秀凤等再重新编辑了他的一些语录并“锓之梓”(刻板印刷成书)，当时的御史刘阳(即刘三五)、刑部郎中(实为刑部主事)况叔祺(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后历官礼部郎中、贵州提学副使)、参政陈嘉谟(江西庐陵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历官给事中、四川按察司副使、湖广布改司左参政等职，后弃官优游山林而终)和佥事周以会等多与宁州禅师为方外交(即方外友，多指僧、道、隐者与俗家官家结交的不涉尘世的朋友)，因此得以为该书作序。此书后来亦逐渐失传，到清代早期的时候，当时的天元志中只留存到祖山禅师语偈数条，其余大部分内容都已流佚断代。

　　天元山寺独特的物产和寺藏器物

　　据清《(同治)安仁县志》物产补遗卷载，清代早期以前的天元山寺宇周围长有一颗千年罗汉松，此树“高十余丈，大可二丈围；结实如罗汉形者，长五六寸许”。祖山禅师的第七代弟子，当时的天元山僧常寂禅师(字归元)曾为之作诗云 ：“此柯亦曰松，何与众松异?干古无霜鳞，叶繁有深翠。不假秦皇封，而受大夫字。钟此山川灵，名因我佛赐。曲盘四序阴，偃盖千年庇。夏雨吐奇花，结实牟尼类。有花香可闻，有实味可嗜。岂必觅商芝，始足远俗累。嗟此云外姿，何人为位置。当年在灵岩，东归烦传示。勿谓非良材，托根幸得地。风尘未许污，烟霞久有思。朝夕依佛场，森森立萧寺。无复廊庙心，不尽林泉致。”从常寂诗中的文字里可以看出，这棵罗汉松在明清时期就应该是一棵千年古树了，所以他确信这棵古树即便不是根植于秦汉时期，至少也应该是成长于唐宋时代了。诗中的“大夫”很明显指的是宋咸淳年间的进士李龙金，他曾经为天元山寺题写过“凤凰禅林”的寺额，所以诗中说这棵老树应是“而受大夫字”了。

　　除了这棵傲雪千年的古罗汉松，当年的凤凰禅寺里还应该植有两棵古银杏树，这从明代洪武时期担任过武陟县丞的邑人周德所写的《古杏禽语》一诗中可以看得出来：“参天双杏古，地脉此钟灵。鸟语懽新节，相关乐意形。”这个时期的天元山凤凰禅林，留下的还只是宋元时期的一片废墟。时值仲夏，诗人来到天元山闲游，看到前人栽种的两棵古银杏树仍旧长势葱绿，几只小鸟正在银杏树的高枝上呼朋引伴，来回穿梭，留给了他意犹未尽的烂漫和愉悦，周德为此诗兴大发吟就了此诗。此外，清康熙年间的本县贡生龙际时在他的《宿天元古刹》一诗中，亦对其有过类似描述：“杏林双树直干云，野翠浓岚夹道熏。白昼日当亭午见，深霄月自峡中分…”。

　　听天元山附近的老辈人追述，天元山寺曾经藏有一口古钟，流传了数百年，一直没有悬挂，只是被静静的安放在一个特制的木架上，后来到了文革时期才让破“四旧”的人给砸了。关于这口古钟，民间也有一些传说，相传是奇峰祖山在天元山建寺之后，寺庙里尚缺一口撞钟，一日有个得道仙人用伞把提着一口大钟到天元山寺来拜会奇峰，并对他说这口钟他们可能接得下挂不上。奇峰及众僧当然不会服气，于是大家一齐用力搬动托举，无奈大钟始终只能搬离地面尺许。奇峰禅师知道遇到了真神，一番磕头拜谢之后，便吩咐众僧徒特制了一个宽大厚实的木架用以装放这口大钟，意在警示自己及后世僧徒：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修为无极，佛法无边。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其实更真实的历史应该是这口钟可能铸造得比一般的寺钟要更加硕大厚重，以至于曾经悬挂过一段时间后竟压弯了寺宇的横梁，或者本不方便悬挂而一直就是安放在木架子上的。游历过天元山寺的人们都知道，现今的天元山寺还留有两件凤凰寺早期的传世之物，即两尊用山麻石雕刻而成的猴蛙柱础石。这两个柱础石构件造型古拙怪异，雕琢手法大胆独特，有着一定的历史和审美价值。至于这俩构件究竟是雕琢于凤凰禅寺北宋建寺之初，还是打造于明正德祖山重建凤凰禅寺之后，这个尚有待于专家去做进一步的考证。

　　现存天元山寺的镇寺之宝，当属明嘉靖十九年(1540)就立于该寺的《奇峰和尚碑纪文》石碑。据《湖南佛教寺院志》郴州市卷载：“安仁县古山庵位于安仁县排山乡大源村(天元山)。该庵现存有明嘉靖年(1540)立于该庵的《奇峰和尚碑纪文》石碑，石碑拓片存县文物管理所。碑文由进士第中宪大夫聂琪撰。碑高83厘米，宽50厘米，上下花纹，边宽3厘米。碑额‘奇峰和尚碑记文’七字以篆书刻，字径5厘米。碑文正楷阴刻21行，其中‘愿文’13行，每行40字，字径2厘米”。当然，今人认读的这个碑文上的所谓“中宪大夫聂琪”可能有误，碑文的实际撰写者很有可能是江西上高县的进士聂珙，个中细节当然还须做进一步的考证。据有关史料记载，聂珙，字固贽，江西上高人，正德辛未(1511)进士，后历官刑部主事、福建按察司佥事和山东兵备道副使等职，与当时的邹守益、刘阳等江西名士和九龙山高僧宁州和尚等交往甚笃。根据聂珙所生活的年代及与之相交往人员的情况来看，他倒最有可能是那个撰写“奇峰和尚碑记文”的人。

　　天元山寺接纳的历代官人雅士

　　天元山自宋代“有异僧建庵于其中”后，寺即因山而兴盛，山又由寺而得名。从现存资料看，县内最早与天元山寺结缘的名人当首推南宋咸淳四年县内“一榜四进士”之一的李龙金，他曾经亲笔为天元山凤凰禅寺题写“凤凰禅林”的寺额。作为安邑甚至衡州府内的古刹名山，天元山在宋代时即已蜚声县内外，可以想象，当年游历天元山吟咏歌志的文人雅士绝不止李龙金一个人，无数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文人墨客和官人雅士纷纷游历之上，流连其中，自在情理之中。据韩魏序文载，明中叶以后的天元山除了“古爽派”寺宇的缭绕香火和袅袅梵音，还有峻秀幽美的自然风光，这里“峰幽、石峻、树古、泉清”，“实为邑中一名胜地”。所以，“自前明以来，官斯上者，冠盖往来”，“钓游、词客、旅寓、名贤撰胜游览，几无虚日，故其留题为最多”。即使到了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鼎革之际”，一些前明的“搢绅”之士亦纷纷“混迹缁流者，挂笠而来，闲亦托诸吟咏”。

　　名僧祖山在天元山上重建的凤凰寺到明嘉靖时期早已声名在外,估计自此之后署任安仁的大小官吏多有“冠盖往来”于天元山者。据现存资料不完全统计，单是明清以来游历过天元山寺的安仁当地或是邻近州县的地方官员就有周德、徐禾、蔡承植、蔡思穆、蔡永甲、马云从、江虬、黄钟吕、潘玉、谭喜先、涂世祚、尹梦熊、黄齐雯、阮大绶、李衷铚、段彬等等……

　　从他们当年留下的一些诗文中，多多少少可以反映出这些地方官们的游寺心迹。徐禾是浙江海宁举人，字仲年，号秋门，史载他“为人质行，工古诗文辞”，嘉靖35年-38年间因“乡荐遇选茶陵知州”。也就是在他知茶陵州期间，徐禾慕名来到天元山寺观光游历。那个时候，奇峰和尚可能刚去世不久，时值秋冬，天寒地冻，徐禾因贵宾身份得以被安排在奇峰和尚曾经修行的静室内借住一宿，于是吟就了《宿奇峰禅师静室》一诗：“飞盖来今夕，开幢阅几年?天留此名胜，我到亦前缘。悟道松成果，传灯月在天。寒宵聊借塌，万虑一时蠲”。“天留此名胜，我到亦前缘”一句写出了作者与天元山的因缘巧合：徐禾本是浙江海宁人，与天元山远隔千里，如果不是承蒙上恩被派到邻近的茶陵州来任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能得以如此机缘游历天元山；“悟道松成果，传灯月在天”表达的是诗人对刚圆寂不久的天元寺高僧奇峰禅师一生矢志传法、终成正果的景仰和追思；诗句“寒宵聊借塌，万虑一时蠲”则自然流露出作者事先对漫漫寒夜寝无居室的担忧，及寺僧们细微服务贴心安顿之后油然而生的惊喜。

　　江虬是明代最后留守安仁的末代县令。他原本是云南贡生，自崇祯十三年开始署任安仁知县，之后遇明末战乱，原官修县志对其去留情况向来纪录模棱，但《(同治)安仁县志》补遗部分引用明末清初《九九老人自订年谱》中的记载，说是“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知县江虬任，次年乙酉(1645)李宏源署任，丙戍(1646)江虬复任”。这说明江虬的安仁知县任期至少延续到了南明隆武二年(顺治三年)之后，当时清廷派署安仁的第一任县令段衮直到顺治四年才到位。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是时湖南省尚未入版图也”，南明王朝仍在苟延残喘，实际控制着湖南地区一些地方的政权局势。在某次公务之余，江虬应约游历了天元山寺，并给当时的天元山高僧朴林上人写下了一首人生感悟诗《简天元山朴林上人》：“三十年来悔浪游，徒将书剑供沉浮。闲来好赴天元约，犹见当年老比丘。”诗中表达了作者对个人几十年来追名逐仕的人生轨迹充满懊悔和失意，对自己身为读书人最后却报国无门的矛盾心理厚积着怅然和失望。诚然，诗句之中也饱含了作者对开导自己人生的朴林上人的感激之情，仿佛感觉朴林上人就如当年的祖山大禅师那样通达睿智、参透禅机，颇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大彻和大悟。当然，诗句中亦隐晦流露出诗人有意寄情山水，甚至皈依佛门的微妙心境。

　　清顺治年间署任安仁知县的黄钟吕也曾留宿过天元山寺，他的《宿天元山别院》一诗则写出了另一番洞天的诗境：“小憩抛尘鞅，寻僧夜焙茶。吟闲翻贝叶，坐久剔灯花。深院旃檀入，疏窗古柏斜。桃笙何用展，吾意结趺跏”。古往今来，世俗官场历来是等级森严、尔虞我诈、名利纷争的是非之地，黄知县在案牍之余，“抛尘鞅”、“翻贝叶”、“结趺跏”，听禅悟法“夜焙茶”，信阅金经“剔灯花”，表达了诗人意欲借助清净佛门忘却尘世纷扰，寻找自己精神归宿的朴素愿望。

　　“开塔即是闭塔人，二身转世蔡槐庭”。身世命运与天元山寺联系得最为紧密的官人，当属天元山附近攸县渌田的蔡承植(字槐庭)。因为他出生的当年便是奇峰和尚圆寂之年(1557年)，所以坊间向来就有他即奇峰和尚转世的种种传说。蔡承植的祖上蔡朝端在明洪武初年因“举明经”做过安仁的县学训导，一度迁居安仁，“因家于益相里”，后来再次籍入攸邑。蔡承植的母亲何氏据说是安仁坊厢人，明嘉靖四十年(1561)春，蔡母曾背着三四岁的蔡承植到天元山凤凰寺烧香还愿，并让他睡过奇峰祖师爷的床位。据攸州《蔡槐庭传》载，蔡承植成年后长年持斋奉佛，个性孤傲高远，淡泊名利声色，“尝诵三千佛名，日记三名，至三年乃卒业，遂终身不忘”。蔡承植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登进士第，先后官福建建宁推官、户部郎中、嘉兴知府、广东按察副使和太常寺卿等职。在官期间，他“日诵金刚经，室无长物，炉香经案而已”。后乞请辞官回乡，终日持斋奉法，直至往生。作为传说中祖山禅师的“转世之身”，蔡承植生前的活动轨迹几乎遍及安仁三乡八里，也应该是多次前往天元山寺还过愿弘过法的，但因为寺藏资料遗散，现今难以找到他历次造访天元山寺的吟诗咏句。只是相传在他临终之前，蔡承植曾让人把他抬到天元山寺来祝发行佛事礼，返家之后不久便圆寂往生。

　　蔡氏家族中的蔡思穆、蔡永甲等人先后在万历年间登进士第，随后都被授予一定官职，如蔡思穆后来做过浙江巡按御史，蔡永甲则做过广东惠州知府。他们的足迹也曾遍布安仁多地(自然也包括天元山)，留下过一些题词吟咏，但他们游历天元山寺的诗词歌赋几乎没有留存下来。蔡承植的同族中人蔡承伸是明代攸县一个著名的廪生，攸县志载他“美风标，下笔鸿文无范，诗赋倶潘陆之藻”。因时运不济，虽平常作文“屡冠诸生”，但“七试棘闱”不中。这个“赍志而率”的蔡廪生倒是留下了《天元山晓行》一诗：“曲径微通一线天，棱棱石脊水痕穿。峰回数里无人迹，突有茆檐吹晓烟。”

　　提到天元山寺，在此还不得不说一说江右名儒邹守益和罗洪先。邹守益是江西安福县人，字谦之，号东廓，明正德六年(1511)会试第一、廷试名列进士第三(探花)，被授翰林院编修一职。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在赣州任地方官的时候，邹守益曾前往谒见，并拜王阳明为师学习理学。嘉靖十七年(1538)，邹守益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后升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不久便因犯颜直谏，被贬谪归乡。这个时候，邹守益便选择到了邻省的衡州府石鼓书院来讲学。嘉靖二十一年(1542)秋，邹守益就曾邀约罗洪先(字念庵)、唐顺之等人同游南岳衡山，但终不成行。这个被邀请的吉水名士罗洪先并不是一般人，他是明嘉靖己丑科的一甲第一名进士，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状元。罗念庵中得状元后被朝廷授予翰林修撰一职，但他最终忍受不了官场藩篱的禁锢，没有多久便自行“解组归隐不仕”。一直到了三年之后的嘉靖二十四年九月份，罗洪先才得以抵达当时的衡州开始自己的心愿之旅。罗洪先的这一次衡湘之行据说是在衡州待了好几个月时间(嘉靖二十四年农历九月六日至十一月十二日)，他“携门人王托等”云游了岣嵝峰和南岳衡山等名山胜景，遍访了黄门祝咏和南岳寺高僧楚石等名士高僧，最后在返回江西途中顺道游历了安仁的天元山，所以县内旧书《同枌徵献》中有“洪先之寓吾安仁入天元山访僧奇峰殆此时欤”的记载。《天元山志》记有罗洪先拜访奇峰和尚时，曾特意为其呈上无相赞偈(佛经中的唱词)一首：“真空不著相，著相即非空。空相两倶寂，真如在此中”。祖山当时应该亦有偈诗唱和，只是因为留存这些偈语经典的《林园法要》一书毁散的缘故，并没有传承下来。

　　罗洪先当年进入天元山拜谒祖山的时候，邹守益是否同行不得而知，但邹守益在石鼓书院讲学期间或是返乡途中应该是游息过天元山的。邹守益与奇峰禅师本人以及当时正在天元山弘法修为的徒弟宁州、天文以及徒孙悟铨、悟爵等几代法师早前就有过各种交集，此后也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邹守益与奇峰的徒弟天文是正宗的安福老乡，与奇峰的另一高徒宁州禅师更是交往甚笃，几成莫逆。在宁州法师率徒众开赴江西九龙山之后，邹守益多次为他出谋划策，并介绍一些自己熟悉的京城官员给天文法师相识，帮助他们筹集建寺善款。

　　奇峰禅师圆寂之后不久，估计也就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8)左右，宁州禅师曾率九龙山一干僧徒到天元山参加奇峰祖师塔的落成仪式。这个时候的邹守益已接近古稀之年，虽不能亲自前往祭谒，但他依然秉承佛家礼数，应邀写下了《凤凰禅寺奇峰和尚塔记》偈赞诗一首，以寄托对这位“古爽派”佛门高僧的礼赞与追思：“万法总归空，一塔何劳记?奇峰升天台，辛勤修何济。中有乘空者，炯然对上帝。持此报而师，权做三门偈。”“持此报而师，权做三门偈”一句中的“而”字同“尔”字，“而师”即“尔师”，单从字面上理解，邹守益似有受宁州、天文等众僧徒之托作此偈赞的意思。

　　在明末清初“鼎革之际”的这一段特殊时期，一些前明的“搢绅之士”亦“混迹缁流者”，纷纷隐潜到天元山来参禅悟道，寄情山水，托诸吟咏，困度余生。据清《安仁县志》载，《天元山志》曾经留存有“庐山志庵”的几首诗，对此，旧志中还特别解释说“今所载庐山志庵者，盖即都贤也。㱔作志，或系写刻之伪”。之中所说到的“都贤”也就是明末清初的湖湘著名政治人物郭都贤。据史料记载，郭都贤，字天门，号㱔庵，湖广益阳人，明天启壬戍进士，历官吏部稽勋、考功司主事、文选司员外郎和江西巡抚加兵部侍郎衔等职，在任期间为官清正，吏治严明，颇有贤声。在明清政权短兵相接之际，郭都贤先是弃官束发隐匿到益阳的浮邱观修道，并自号顽道人。后来“及世乱，(都贤)祝发庐山，客衡阳回雁峰，归栖于玉沙湖”(《清泉县志》)。作为前明高官，郭都贤在当时单是靠束发做道士肯定难以逃避清廷官府的缉捕，于是他干脆跑到庐山祝发做了和尚，之后又隐秘客居在衡州回雁峰，最后才归栖湖北玉沙湖的。在那个战火纷扰的乱世，郭都贤想必也是与其他一些前明的“搢绅”一样，一度“混迹缁流者(和尚)”来到了天元山避难，不然的话，《天元山志》中也不太可能会留下“庐山志(㱔)庵诗数首”。另据《(同治)安仁县志》载，志庵诗里面曾收集了一首郭都贤为安仁某个乡人退坐感怀吟就的律诗：“古木惊啼白画鸟，广陵寂处一淳于。辞官自负新都尉，佐郡犹怜旧酒徒。百里檀萝关塞破，十年戚畹圣恩孤。床头濯足浑闻事，夙慕青莲梦不无。”对于诗里写及的那个“退坐乡人”，《天元山志》和清嘉同《安仁县志》亦不知所指者谁，《(同治)安仁县志》仅对此做过一些注释：“志中又有方外司马之诗，或即庐山志庵遇乡人退坐。诗内第二联所指‘佐郡酒徒’与其出句所称‘辞官都尉’当日必同至山中，惜姓名倶就湮没，无从稽考也”。明清时候的州司马所对应的官职一般是指府一级的州同或州判，均属于所谓的“佐郡”。今屈指一数明末时期(崇祯年间)担任过相应职务的安仁籍官员，恐怕只有原镇江府通判马云从一人符合条件。安仁旧邑志载：马云从，字右白，崇祯初贡生，官镇江府通判等职。由此个人认为，郭㱔庵这一律所写及的那个退坐感怀的“乡人”，系邑人马云从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一些。而且，《天元山志》的艺文里面亦留有马云从当年游息天元山之后吟咏的《登天元山绝顶》一诗：“如峭孤峰天半开，扪萝惊到翠微台。风高鸟不呼僧伴，路曲溪能揖客来。游叶零星归壑惯，闲云散漫出山才。岩前松桧多禅性，自带灵根绝顶栽。”

　　志(㱔)庵诗中还载有《留别山子禅师》一律，其诗云：“憔悴衡阳一雁孤，罡风吹落急威弧。班荆道故怜贞士，剪纸招魂活故吾。家国摧残迷七泽，知交散落梦三吴。山僧莫怪藏头面，他日相逢真丈夫。”诗中写到的这个山子禅师则很有可能指的是衡阳举人管嗣裘。据《安仁县志》游寓三记载，《清泉县志》曾经记有管嗣裘藏匿安仁山中避难的情形：“衡阳管嗣裘，字治仲，号霍宗，崇祯壬午举人。少超逸，不屑矜饬细行。既举于乡，会贼张献忠陷衡州，芒履宵行，匿安仁山中。”历史上的这个管嗣裘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官人：他与王夫之及其兄王介之都是好友，并一同在崇祯壬午(1642)湖广乡试中中式。后来张献忠攻陷了当时的衡州，有意收买一些当地的读书人来做地方官员，管嗣裘也被纳入到这个名单之中，听到消息后管嗣裘只得穿着草鞋连夜逃亡到了安仁的天元山躲藏起来。张献忠为此下令到处通缉他，后来是他的哥哥管嗣箕为他应捕代死。之后，管嗣裘又辗转到了广东，经苏观生引荐被唐王朱聿鐭授以南明王朝给事中的职务，但管嗣裘当时“躲在优人舍中”(艺人们的房中)，并没有接受唐王的任命。清顺治五年(1648)，管潜回南岳与王夫之等举义兵于衡山，最终战败军溃，家中老小惨遭屠戮，管嗣裘和王夫之等一行人又不得不逃到广东肇庆投靠当时的南明永历帝，这一次管嗣裘被授予中书舍人之职，王夫之则只是被授予行人司行人一职(正八品)。其后管嗣裘奉敕到广西平乐督战，因桂林失陷，不得不藏匿于灵川山中，后“祝发为僧，至修仁，不知所终”。联系到郭都贤所写的这首诗的内容，诗中所写的这个“憔悴衡阳一孤雁”极可能指的就是衡阳举人管嗣裘，只不过当时的管嗣裘已为形势所迫皈依佛门，并改法号为“山子禅师”了。另外，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也可能是在管嗣裘广西祝发为僧隐匿行居之后的数年，也就是清顺治八年之后的那几年。为此，我们可否这样推断，管嗣裘生前至少两次到过天元山：第一次是在明崇祯十五年(1643)张献忠攻陷衡州后的那一次大逃离，那一次他在天元山上待的时间可能比较短；第二次则是清顺治年间管嗣裘在广西祝发为僧“不知所终”后的辗转潜逃，这一次管嗣裘可能做了实实在在的和尚“山子禅师”，在天元山栖身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冬去春来，蜿蜒叠嶂的天元山上，岁岁重染的不过是那一抹抹绿肥红瘦的诱人山色；夕至朝往，梵音袅袅的凤凰寺里，天天重复的无不是那一阵阵似曾相识的暮鼓晨钟。在历史的长河中，巍巍天元山上那一轮轮阴晴圆缺的明月，连同千年凤凰寺里那一段段离合悲欢的故事，一些被有幸留存到了历史的资料中，另一些则湮埋消逝在了无情岁月的尘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