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粤古道，又称“湘粤秦汉古道”，指修建于秦汉时期穿越南岭山脉、连接湘南与粤北的山隘官道，时称“新道”,又称“桂阳峤道”、 “骑田岭路”、“折岭路”等。湘粤古道起始于远古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兴盛于唐宋时期，繁荣于明清时期。从远古形成湘粤古道的雏形到秦朝成为正式官道，再经东汉的大规模拓建改造，至清朝中后期，湘粤古道是中原与岭南的交通枢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陆路对接通道。

南岭是相对于“北岭”秦岭而言的地域片区概念，横亘于湘赣粤桂四省交界处，是中国南部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的分界线、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也是湘赣粤三省的界山。自古以来，中原与岭南的交流都要穿越这条由东向西的天堑。

▲南岭山脉各分界线示意图

南岭的代表性山脉大庚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是秦朝在南方的5个军事要塞，又称“五岭”。后来以“五岭”泛称南岭山脉。

“五岭”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骑田岭为五岭中的第二岭，主峰海拔1510米，是南岭最小的一段山脉，又称“桂阳岭”、“折岭”等，为耒水与武水的分水岭。骑田岭因其雄奇险峻而著称于世，秦朝的阳山关即在此岭。

明嘉靖40年《广东通志》记载，骑田岭“是为楚越之关，与诸岭相连，横绝南北，气候寒燠顷殊。”唐朝诗人刘禹锡途经骑田岭写下《度桂岭歌》：“桂阳岭，下下复高高。人稀鸟兽骇，地远草木豪。寄言迁金子，知余歌者劳。”

一、湘粤古道概况

湖南地势北低南高，最南端的郴州地处湘江上游。从湘江南下的客货船到郴州后便不能继续往南航行，需换陆路经湘粤古道继续南下；从广东北上的客货船最远也只能到达宜章，再换陆路经湘粤古道继续北上。人和骡马成为湘粤古道上的搬运工具。故有“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的民谣，湘粤古道也因此而兴建。从青石板上的骡马蹄窝就可以想象有多少骡马累死在湘粤古道上；从青石板上的独轮手推车辙就可以想象湘粤古道上推车人的艰辛。

▲湘粤古道上的骡马蹄窝

▲湘粤古道上的独轮手推车辙

‍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始置桂阳郡，隶长沙国，郡治在今郴州。汉武帝在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消灭南越国，鉴于南越国割据的教训，将南越故地含洭、浈阳、曲江、桂阳（今广东连州）、阳山、阴山6县划归桂阳郡管辖，使桂阳郡辖地跨骑田岭南北，领11县。后来桂阳郡的辖区虽几经变化，但郡治郴州一直是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重镇，有“三湘之屏藩、两广之管钥”之称，为兵家必争之地和商贾云集之都。

湘粤古道主要有4条线路：①从郴州经宜章至乐昌，其中从郴州经骑田岭直达宜章南关街三星桥的部分，称“九十里大道”，因青石板路上布满了骡印，又称“ 骡马古道”。《郴州志》载：“骡马古道，即城区裕后街南关上至宜章九十里大道。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石板路面，宽2～3米。古为中原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②从郴州经宜章到连州。③从郴州经嘉禾、蓝山到连州。④从郴州经汝城到仁化。

▲湘粤古道各线路示意图

▲湘粤古道实景

▲从郴州经宜章至坪石线路示意图

湘粤古道自建成起就是中原通往岭南的主干道，沿途留下了大量的古街市、古码头、古村落、书院、祠堂、庙宇、牌坊、古桥、古井、凉亭、石刻等历史文化遗存。

湘粤古道北端始发地在裕后街南关。裕后街不仅是郴州现存最古老的街道，也是郴州的发源地，处在郴州城城区“九街十八巷”中心位置。“裕后街”的“裕后”，“遗惠后代”之意，出自《尚书·仲虺之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

裕后街自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置郴县（今郴州城区）始已逾2200多年。裕后街是郴江的终端码头所在地，也是南下客货船的水陆转接枢纽，南下的客货船到此只能靠岸，人与货下船，沿湘粤古道继续南下。

裕后街有一口呈长方形的神奇古井，用长条石砌成，长丈余，宽八九尺，深约一丈。井中横卧一巨石，酷似一头沉在井底嬉戏的犀牛，故名“犀牛井”。犀牛井清澈见底、冬暖夏凉，泉水清洌甘甜。

▲湘粤古道始发地裕后街夜景

出城区往南约2公里，便会看到一个圆形泉水井，泉水从石壁的孔中流出，故名“圆泉”，或“园泉香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水出县南湘陂村，村有圆水，广圆可二百步，一边暖，一边冷。冷处极清绿，浅则见石，深则见底。暖处水白且浊，玄素既殊，凉暖亦异，厥名除泉，其犹江乘之半汤泉也。水盛则泻黄溪，水耗则津径辍流。”唐朝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的陆羽认为圆泉的水当列为天下第十八泉，故圆泉又称“天下第十八泉”。圆泉之水，一边暖，暖处白浊；一边冷，冷处清绿。一池之水竟如此迥然不同，实属罕见。历代文人在此留下了“天下第十八泉”、“湖南甘谷”等墨迹。

▲湘粤古道上的万岁桥

在圆泉朝南远望，就可以看到万岁桥，也称“万寿桥”。万岁桥始建于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清道光9年(公元1829年)改为石拱桥，青石砌筑，5孔等跨半圆形拱，桥宽5米，桥长20米，是湖南最古老的桥梁。明代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十三》记载：“饭后，雨不尽，止北十里，宿于万岁桥。按《志》，郴南有灵寿山，山有灵寿木，昔名万岁，故山下水名千秋。今有小万岁、大万岁二溪，俱有桥架其上，水俱自西而东。”

从万岁桥往南行约5公里便到良田镇。良田镇处在湘粤古道的核心路段，是湘粤古道上的驿站和重镇，粮铺、米铺、盐铺、客舍、货栈、茶馆、酒肆、饭馆等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古时的良田镇极为繁华，地主多、富商多、人才多，家家户户有商铺，有“郴州的豆腐，宜章的酒，良田的店铺家家有”的民谣。

▲湘粤古道良田镇卫星地图

良田镇下街有一座戏台，叫“文昌宫戏台”，始建于道光7年(公元1827年)，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悬山顶，四角飞檐，顶盖青瓦。戏台两侧各有厢房两间，其中右侧厢房还有3间廊房。总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现已破败仅剩遗址。1928年2月4日，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挺进良田镇，在文昌宫戏台举行誓师大会，部署进军郴州的战斗任务。

出良田镇后是一片广袤的田野，湘粤古道在阡陌田野间曲折迂回，与金黄灿灿的稻田、青翠欲滴的山丘、古香古色的村落交相辉映。再往前到两路司。两路司是一个岔路口，湘粤古道在此分为两条支线：一条继续向南，过迎风亭、折岭头，直达宜章；一条往东南经平和、岭秀至汝城。《九十里大道歌》中有“四十里两路司口岔平和”。

从两路司朝南一直走经过迎风亭。迎风亭由厚重的长条青石垒砌而成，木石结构，青瓦盖顶。迎风亭处在风口，往迎风亭走的路上有阵阵凉风，故名。来到迎风亭不禁让人想象这样一幅画面：那些为了生计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靠挑担谋生的劳苦大众坐在迎风亭里，迎风而息，抬头仰望日月星辰，低头思念家中妻小。啃一口干粮，喝一口泉水，感叹揾食艰难，又继续赶路。

▲湘粤古道上的迎风亭

过迎风亭继续南行便到蜡园村。蜡园村东傍乐水河，南倚莽山山麓，西靠南岭山脉，有保存完整的清代民居200余栋。古民居两层青砖黛瓦砖木结构，建筑格局大气精巧，巷巷相通，户户对称，规划齐整，占地近3万平方米。门梁和窗户有工艺精细的木雕，门楣有苍劲有力的行楷书法，照壁有线条流畅的灰雕，文化氛围极为浓厚。

从腊园村经过清明塘就到了陡峭的折岭头。《九十里大道歌》有“三十里折岭陡壁高万丈”。还有“麻起胆子过折岭，汗水从头洗到脚”的歌谣。折岭头是湘粤古道必经的关口和繁华的商埠之地。这里曾是湘南起义的战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湘粤古道的陡峭山路

在继续南行的路上沿途可以看到艮岩宋代石刻、蒙岩石刻、野石铺石刻等。艮岩石刻始于宋朝，止于民国30年（公元1941年），面积约110平方米，有“艮岩龙隐”之称。蒙岩石刻始于宋淳熙13年（公元1186年），止于清道光5年（公元1825年），刻在洞壁和摩崖之上，面积约100平方米。

▲湘粤古道上的蒙岩石刻

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桂阳郡守卫飒将公元前213 年秦朝修的峤道扩建改造，在峭壁陡立的野石岩前建驿站，配驿卒、骡马、马夫，供往来的官吏、邮差更换马匹、歇憩和食宿之用。

宋淳熙12年（公元1185年)，野石铺附近的牛筋洞村梁苟生全家6口被灭门的惨案震惊朝野。杂货铺老板梁晚四被地方官府严刑逼供，多次翻供喊冤，难以定罪，只好上报省衙。案件引起了时任荆湖南路提点刑狱潘畴的注意。潘畴通过查验案发当日货票的签名和印章，证实梁晚四没有作案时间，又得知是野石铺驿站的驿卒报案的，于是立即搜查驿站，从腌坛瓦罐中搜出梁苟生家的失窃财物，驿卒被迫交待谋财害命并嫁祸于梁晚四的犯罪事实。

案件成功告破，潘畴的心情舒畅，走出驿站，望见野石铺峭壁耸立的后山上绿树成荫，不由来了雅兴，命人取来笔墨，在驿站后面平坦的崖壁上题下“野石铺”3个楷书大字。随潘畴而来的宜章县令吴镒即请石匠依字原样雕刻。宋淳熙14年（公元1187年），吴镒在“野石铺”石刻的下方题诗：“夏夜浑如秋气清，梦回风露湿桃笙。渐忻月色分山色，所憾蛙声乱水声。”

明崇祯10年（公元1637年)四月初七，徐霞客慕名寻访野石铺石刻，借宿于野石铺。《徐霞客游记》记载：“更出行一里，为野石铺。其北石峰嵌空，蹲踞路左，即为野石岩，而始不知。问其下居人，曰：‘由其北小径入即是。’乃随其北垂，转出山背，乃寺场，非岩洞也。亟出，欲投宿于岩下人家，有一人当门拒客，不入纳。余见其岩石奇，以为此必岩也，苦恳之，屋侧一小户中容留焉。”

这些石刻集篆、隶、行、楷、草书之大全，字体行云流水，错落有致，刀法变换自如，精湛娴熟，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前来观摹。在湘粤古道上，在溪流潺潺的山水间，在参天古树下的茅草屋里，在粗糙简陋的坐榻上，有酒有茶，有纸有笔，文人墨客们舞文弄墨，喝茶饮酒，高谈阔论，在这条充满汗臭味的古道上打造出了一个茗香四溢的“诗酒茶室”， 一方透着诗与远方的小天地。

宜章南门口有一座连接南门口与南关街的桥，名为“三星桥”。明嘉靖40年（公元1561年），山洪暴发，冲毁了原来的兴文桥。知县陈傅尧发起重修倡议，带头捐出百金，并要求官员捐钱捐物，百姓也纷纷出钱出力。正月开工时正逢雨季，可直到三月桥拱落成后，才有大雨降临，有如天助，既合民心，又合天时地利，故名“三合桥”。后因“桥锁溪流，为城隅巨桥”，更名为“三星桥”。三星桥下是玉溪，人与货物在此可转水路。玉溪属珠江水系，货物从这里运往珠江。

▲湘粤古道宜章三星桥

▲湘粤古道宜章三星桥面

湘粤古道自宜章南行至乐昌的部分，也叫“宜(宜章)乐（乐昌）古道”。《乐昌县志》称乐宜古道是“北宋时期，广东与中原地区的交通主干道之一。自县城北行，经矮岭、北乡、石窖子、沿溪山、九峰、羊牯岭、上斜、蔚岭关、大屋场(今五里冲)、土佳寮、湾树背、户昌山、金鸡岭、老坪石、达湖南省宜章县，接郴(郴州)宜(宜章)古道，乐昌县境内100余公里。”

宜乐古道有两条支线：一条由宜章经武阳司、老坪石到乳源；另一条是水陆联运，在宜章从陆路到坪石，再沿武江九泷十八滩到乐昌泷口，也称“南船北马”。

▲湘粤古道乐昌三星坪码头

二、湘粤古道溯源

考古发掘证实，8万～12万年前，东亚最早具有完全现代形态人类的“现代人”就出现在三湘大地。1965年，著名考古学家张森水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期刊上，报道了郴州桂阳山洞出土一件旧石器时代晚期磨制而成的刻纹骨锥，中部有数组横道刻纹。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英国学者于2015年报道在南岭地区道县福岩洞发现47枚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牙齿化石。测年结果表明，这些人类化石的年代在8～12万年前。

湘东南地区在神农时代就有发达的稻作农业文明。《管子·轻重》曰：“神农种谷于淇田之阳，九州之人乃知谷食。”清朝李元度重修《南岳志》卷十引《湘衡稽古》曰：“今桂阳县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相传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以其地为禾仓。后置县，因名嘉禾。”《桂阳州志》注：“淇田，即骑田岭也。”

粤北在旧石器时代也有古人类生活。1958年在广东曲江马坝镇狮头山石灰岩洞中发现了古人类头骨化石，经鉴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直立人向智人过渡的早期智人，命名为“马坝人”，距今约12.9万年，略晚于“蓝田人”和“北京人”。

在广东英德牛栏河遗址，考古工作者采集很多距今8000～11000年已经炭化的米粒、稻谷、稻壳等。经鉴定属人工栽培稻，并有籼稻和粳稻两个品种，说明8000多年前岭南地区已经有了稻作农业生产。

马坝镇西南3公里处狮子岩的石峡遗址是距今4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石峡遗址的考古发掘来看，石峡文化与同时代的中原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

这些考古学研究表明，南岭山脉并没能阻断岭南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在新石器时代岭南的对外联系已经到远达1000多公里之外的长江下游地区。岭南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中的代表是曾雄踞长江下游、“春秋五霸”之一的越国。越国被楚国吞并后，或被同化，或迁往南方百越地区。

“百越”并不是指单个民族，而是分布于从浙江会稽到广东、广西、海南和越南中北部广大地区众多越族部落的统称，因其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而有“于越（杨越）”、“东越（东瓯）”、“闽越”、“南越”、“瓯越（西瓯）”、“滇越”、“骆越（今越南北部）”等多种不同称谓。这些不同称谓的越族部族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断发纹身习俗；几何印纹陶器；从事渔猎、稻作农业；住“干栏式”房屋；熟水性、善舟船等。

根据史料记载，百越地区的越族部落来源广泛，主要来自：①从炎帝、黄帝的华夏族系以及太昊、少昊的东夷族系中分支出来的氏族部落；②黄帝时期迁徙至湖南的炎帝神农氏后裔，部分后裔又从湖南远徙岭南；③尧舜时期炎帝后裔封氏族有一支南徙两广的封川、信都、合浦、南宁一带；④尧舜征三苗，亦称“苗蛮”，将部分苗人迁入岭南地区；⑤舜帝及大禹时期，尧长子丹朱后裔与黄帝后裔欢兜的裔族被迫南徙到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这些部族南迁百越后与当地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后裔即土著氏族融合，因其较先进的冶炼和稻作生产技术而成为部落首领，吸收和继承了华夏族系的龙蛇图腾和东夷族系的凤鸟图腾，形成了兼有龙蛇、凤鸟图腾崇拜的独特习俗。

中国最古老的编年通史《竹书纪年》载：“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国学经典《尚书·益稷》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相传舜帝南巡时登上韶关境内的韶石山奏“韶乐”，韶关也因此而得名。

西汉礼学家戴德《大戴礼记·少闲》记载：“昔虞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先秦史籍《逸周书·伊尹朝献》记载：“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瓯邓国地处百越之南，又称为“南瓯国”，是商朝岭南地区最大的朝贡方国。

西汉刘安《准南子·人间训》记载：“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成书于公元前139年以前的《准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幕僚所著，距离秦始皇南征百越只有几十年。考古研究证实，犀牛角和象牙来自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台湾、菲律宾和中南半岛等都发现了百越生产的石器和晶石。由此可见，先秦时代百越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海上贸易，掠夺百越的海上贸易资源可能也是秦始皇南征的动机之一。

三、湘粤古道的变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后,为了实现“北逐匈奴，南并百越”的宏图伟业，秦始皇下令将南岭原来的山道拓展，修建通往南雄、连州、贺州和全州4条“峤道”。“峤道”指大山之间狭窄而陡峭的道路，当时叫“新道”，以区别之前民众踩踏出来的旧道：一是自郴州越骑田岭入坪石；二是自赣州越大庾岭入南雄；三是自道州越都庞岭和白芒岭入贺县；四是自全州逾越城岭入静江。

▲秦始皇5路大军南平百越示意图

秦始皇28年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集七国兵力，任命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兵分5路南下征服闽浙与岭南的百越诸族：一路由江西向东进发，攻取东瓯和闽越；中间两路攻南越，其中一路从南昌出发，越大庾岭入粤北，一路从长沙出发，越骑田岭直抵番禺；其余2路入广西攻西瓯，其中一路由萌渚岭入贺县，一路经越城岭入桂林。西汉刘安《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乃使尉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

主将屠睢亲率主力从长沙出发，经湘水支流耒水到达郴州，越骑田岭，沿武水、北江南下至连州，当年就占领南越国首府番禺（今广州市区）。公元前218年左右，进军到广西桂林一带遭到瓯雒军袭击而大败，伤亡数十万，主将屠睢战死。

于是，秦始皇紧急派监御史禄开凿灵渠，将湘江和漓江的水道联系起来以确保兵员和粮草的运输。监御史是秦朝设置的监察郡政的官员，“禄”是其名字。

在灵渠竣工的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任命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征集的刑满释放人员、赘婿和商人等近10万作为援军，加上残余的20万秦军共30万大军，完成了统一岭南的大业，置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据《史记·秦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

自此，东至辽东，南至两广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东南至东海及台湾海峡，西至临洮，北至万里长城，都纳入了秦朝版图。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地理门·百粤故地》记载：“自秦皇帝并天下，伐山通道，略定扬粤，为南海、桂林、象郡。今之西广，秦桂林是也；东广，南海也；交址，象郡也。”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

为了加强对岭南地区的控制，有效地管理和开发岭南，秦始皇平定百越之后，采取移民和开发的政策。《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大量中原籍的军士留在岭南，与当地人通婚，成为两广人的祖先。这些中原籍军士带来的华夏先进文化与当地百越风情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两广文化。

秦朝平定百越先后动员了80万士兵，死伤达30余万，耗费军资无数，更使国力耗尽、民不聊生。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领戍卒发动大泽乡起义，各地纷纷响应。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率军进驻灞上，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南征百越的秦军副将赵佗接替病死的任嚣成为主将，趁中原战乱之机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王。

汉高祖11年（公元前196年）夏，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赵佗接受了汉高祖赐予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成为汉朝藩属国。

汉元鼎5年（公元前113年）, 南越丞相吕嘉起兵叛乱，杀害了南越王赵兴、樛太后和汉朝使者，立赵兴之兄赵建德为新的南越王。《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记载：“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 同年秋天，汉武帝调集10万大军分5路，凭借秦朝开通的过岭新道，夹击南越国。《史记·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载：“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 伏波将军路博德率主力第一路军从郴州越骑田岭，再沿湟水直下番禺（今广州城区）。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冬天, 五路大军会师番禺，南越国灭亡，结束了岭南与中原的割据局面。

自秦朝修建越过南岭的峤道及经历平定百越、西汉平定南越的战争后，岭南地区比较闭塞的陆路交通大为改观。东汉时期又进行了几次大规模整修。

第一次整修是光武帝建武15年（公元39年），卫飒任桂阳郡守。因桂阳郡的行政区划跨越南岭，与郡治郴州最远相隔千里。当时南岭的百姓或居深山之中，或处溪谷之滨，百姓服役需驾船经过浪急滩险的武水，苦不堪言。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第六十六》记载：“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卫飒率领民众，凿山开道，遇水搭桥，填洼铺石，拓宽路面，沿途增修亭馆驿站。

第二次整修是东汉建武16年（40年）。交阯雒将女子徵侧与其妹征贰起兵反叛，自立为王。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阯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后汉书·南蛮传》载：“（建武）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馀人讨之。”

第三次整修是东汉建初8年（公元83年）。《后汉书·郑弘传》记载：“建初八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交阯七郡”指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设置的岭南地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七郡。交阯七郡向洛阳进贡的物产都要先运到东冶（今泉州），再从海路北上抵达京城。海上风高浪险，船只时有倾覆。大司农郑弘便上书建议把海道运送贡品改为经由零陵、桂阳峤道运送。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在《通鉴音注》注曰:“余据汉武帝遣路德博伐南越,出桂阳,下湟水,则旧有是路,弘特开之使夷通。”胡三省指的是郴州越过骑田岭到连州之路,即“桂阳峤道”。

这次整修将道路拓宽至3米左右，填平了路上深浅不一的凹坑，铺上青石板，大大改善了路况。周去非《岭外代答》曰：“兹路一开，中原之声近矣，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遐陬之民俗变矣。”

零陵峤道和桂阳峤道都是越过南岭的险峻山路，分别是两郡境内的主要大道。零陵郡峤道经灵渠，主要转送交阯及岭南西部各郡特产；桂阳峤道经湟水、连县星子镇北、临武至郴州，主要转送南海郡贡品。

第四次整修是桂阳郡守周憬治理武水至北江的水路。《广东通志卷十·山川志》曰：“武水，即城西河，源出郴州临武县，经宜章南流入乐昌，经府治西南与正水合，古名虎溪。”东汉灵帝建宁、熹平年间（公元168～178年）周憬任桂阳郡守。因桂阳郡界水路通南海，郡内商旅物质靠船运居多，而水道险恶，周憬便下令招募大量的民工，开凿壅塞，疏通水道。这是继秦朝开凿灵渠之后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航道整治工程。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岭南贡品、海外奇珍源源不断地通过湘粤古道送往京城长安。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西北至上都取郴州路4210里。” “上都”指长安，“东都”指洛阳。《广东通志》也记载：“从广州出发，沿北江至韶州（今韶关），溯武水，经乐昌越骑田岭过郴、衡、潭（今长沙）、岳等州至鄂州、走襄邓道（襄阳至邓州），入长安，全程4210里，是广州至长安里程较短的路线之一。”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代诗人杜牧这首《过华清宫》描写了唐玄宗李隆基为了能让爱妃杨玉环吃到新鲜荔枝，以快马接力昼夜兼程经湘粤古道运送广东荔枝至长安。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

清乾隆22年（公元1757年），乾隆下诏规定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广州通商，称为“一口通商”。“一口通商”政策给湘粤古道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大量货物经湘粤古道南来北往，商贾、挑夫、赶考学子、朝廷官员、衙差等在湘粤古道上络绎不绝。《郴州直隶州乡土志》载：“郴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道咸之世，海舶未通，南货运北，北货往南，悉由此经过。故沿河一带，大店栈坊数十家。客货至，为拨夫，为雇骡，为卸船只，络绎不绝，诚南楚一大冲要也。”

1825年9月27日，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正式建成通车。1830年9月15日，世界上第一条定期运行的火车客运线路正式营运。1885年10月德国工程师Karl Bentz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一场交通运输的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出行模式，仕商行旅改乘汽车、火车，即使骡运肩挑也多走更为平直的公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称为“五口通商”。1843年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布实施，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湘粤古道日渐衰微。《郴州直隶州乡土志》载：“及东南氛靖（指太平天国失败），海运既通，百货遂徙而之他，加以陆运濡迟，夫骡偷损，富商大贾悉视郴道为畏途。”

1934年湘粤公路、1936年粤汉铁路相继建成通车后，湘粤古道的行旅日稀，骡马罕见，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喧嚣。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湘粤古道历经了数千年的风雨沧桑，见证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今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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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阳寿懿，湖南省安仁县永乐江镇禾市村人。曾在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住新加坡。喜读文史类和民俗类的书籍和文章，亦爱好摄影和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