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郴州 石破天惊

——《郴州通典》编纂背后的故事

中山院，一栋老式两层办公楼内，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横空问世。

186册典籍文献，62册历代方志集成……被誉为郴州“四库全书”的《郴州通典》，集郴州历代著述之大成，照见千年郴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一个汉字一座城，一部通典一座城。

《郴州通典》的编纂出版是郴州历史上规模最系统、最全面的文献整理出版文化工程，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既是郴州地方重要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典藏郴州，石破天惊！

“中央、省委、市委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古籍文献发挖整理工作，这是我们干这件事的最大底气。通过五年坚持，我们把这件事干成，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回想五年纂典的艰辛付出，郴州文史研究会会长、《郴州通典》总纂雷晓达感慨万千：“这是一种历史担当，也是一种文化情愫。”

遗珠串典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

关于郴州，我们难免想到“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还会想到，宋代邑人陈纯夫撰郴州联：“北瞻衡岳之秀，南直五岭之冲。”《万历郴州志》曰：“四面青山列翠屏，草色花香尽是春。”明代徐霞客游历郴州赞：江口诸峰，俱石崖盘立，寸土无丽。

千年郴州，千年跨越，是历史文化的“蛮夷之地”，还是历史文化的“富庶之洲”？只有溯源、寻根，才能找到答案。

2015年3月，为把郴州建成文史大市、文化强市，市委、市政府高屋建瓴，制定出台《郴州市文史工作中长期规划纲要（2015—2030年》，明确提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加强文史资料收集整理出版等主要任务。

2019年年初，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由市文史研究会編纂出版郴州的“四库全书”——《郴州通典》，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千年郴州文脉。

五年，从顶层设计到资料收集，从史料考评到训诂点校，一次次会议，一次次奔走，一次次研究，把方向，明重点，抓细微，为的就是把散落千年的文化遗珠串起来。

“一方面，我们以国家图书馆为主渠道，通过国家图书馆，收集全国范围内的馆藏机构资料，包括国外的资料收集；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通过人名、地名、事件或以年代为索引广泛收集资料，确保应收尽收。”雷晓达说。

据介绍，他们利用各种数据库，从汗牛充栋的古籍中梳理有用的信息，最后完成《郴州通典•文献总目》。该书著录郴州文献1168条，然后奔赴各图书馆弄清其存轶情况，最终确定215种书目。

“第一册大乐律吕元声六卷大乐律吕考注四卷(明)李文利撰(明)李元校补(明) 范辂校正 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第五十九册郴州日记（二）谭延闿撰稿本……第一二三册九仙二佛传三卷附录一卷(明)崔严撰(明) 何孟春袁子让订清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八六册隐庵诗集三卷文集二卷（清）陈兆奎撰清末至民国初抄本。”

《郴州通典》坚持“继绝存真，传本扬学”，将散落的文化遗珠搜集入典册，系統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郴州文献典籍，传承弘扬郴州历史文化。

截至目前，《郴州通典》已出版《郴州通典•文献总目》（全 1 册）《郴州通典•文献精选》（全 1 册）《郴州通典•典籍文献》（全 186 册）《郴州历代方志集成》（全 62 册）。同时，为方便读者使用，另编辑出版《郴州通典·提要图录》（全 1 册）。

海中拾贝

五年编纂，犹如在浩瀚的大海中拾贝。

“我们在编纂过程中，主要有‘四难’。其中，第一难：底本收集难；第二难：甄别取舍难；第三难：史料考证难；第四难：训诂点校难。”雷晓达深有感触地说。

千年散落，因风化、虫蛀、漫漶等自然侵蚀以及兵变、焚禁、损毁等人为因素，加之郴人短于“立言”“立存”，郴州文献典籍散佚严重。唐前郴邑著述更为罕見，市内留存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少之又少。其古籍要么“有目无书”，要么“有书无目”。

“整部通典共收录215种古籍文献，在郴州本地发现并留存的仅有3种，其它的散存于省外甚至国外，收集难度可想而知。”雷晓达表示。

“有的古籍文献，它不是藏于国家图书馆，而是藏于内蒙古等偏远省份的图书馆，乃至于藏于一些地市级图书馆、方志馆。更有甚者，藏在美国或日本等国外的图书馆。为了能收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郴州通典》副总纂曹知法说。

《小谷山房杂记》《桂考》的作者张光裕，其仕宦不显，地方志失载，互联网也未有记录，最后是从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张氏家谱》中寻得线索。

《郴州通典》古籍文献的搜集整理，坚持全面普查、应收尽收之原则，以搜集文集为主，以收录郴州地方文献中稿本、抄本及流传稀少的刻本为重点，以抢救孤本、珍稀本、善本为核心。尤其注重收录一些影响力大、学术价值高且具有明显地方文化特征的著作。

古籍文献得来千辛万苦，可版本不一，有稿本、抄本、刻本等，均需甄别。特别是受朝代更替、历史战乱等因素，其真伪和价值更需考证。

“怎么甄别和评价？我们的原则是：年代最早、内容最全、价值最高、品相最优。”雷晓达说。

在史料考证上，由于时代变迁，古籍文献成于何时，作者是谁，作者的身份是什么，还有涉及的地名、官名、物名，这样的考证同样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甄别也好，考证也罢，点校也好，包括对每篇古籍文献写的提要，你没有捷径可走，惟有读懂读透。不读懂读透，你就理解不了其中的精髓。”曹知法说。

可这一关并不好过。

编辑们事不避难，除向专业老师请教外，还花费大量时间查阅文献，阅读古文，对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进行深入研究，确保含义准确、语境适合。

《郴州通典》第一三二册收录明代萧洪治所著《罗经解芟讹》。收集之初，曹知法看到的题目为《罗经解𦭜讹》。通过阅读原文，一字之差，他总觉得解不通。再反复比较，他断定，“𦭜”应为“芟”，即“删减”之意。这一更正，得到了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各收藏机构的认可。

文化情怀

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五老修典”，修的是书，修的是德，背后是对历史文化的敬重，是对千年郴州的热爱。

“五老”就是花甲之年或古稀之年的他们——雷晓达，曹知法，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郴州通典》副总纂马治平，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郴州通典》副总纂吴兴；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郴州通典》副总纂曾广高。

退休之后干什么？退休之初，雷晓达还在想。可接过通典编纂重任后，他没有丝毫迟疑。他知道，最有意义的事来了，他一定要干好。

“既有外部的安逸，又有内心的恬淡。”五年成书，雷晓达说，很欣慰，很值得！

“老马识途”，说的就是马治平。《郴州通典》史部104册，他肩上的担子不轻。

“自通典编纂起，像写诗等，什么爱好都舍掉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修典上，哪里还有时间去搞个人爱好喽？”马治平说。

《郴州通典》年轻编辑李靓才特别感叹，本该颐养天年、含贻弄孙的“五老”，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奋战在《郴州通典》编纂最前沿，其中有的还几次住进医院。也正是在他们的感召下，全体编辑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圆满完成《郴州通典》的编纂工作。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困难就像一重重山。如果没有坚定的文化情怀，大家就会打退堂鼓，就不可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曹知法说。

这正如序言所言：《郴州通典》将历史文化的根和魂留存，將延续千年的郴州文脉传承光大，将淹没在古籍里的智者贤言引作古为今用镜鉴，是欣逢盛世的当代郴州人继往开来的历史担当。

厚植文化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翻开《郴州通典》，阮阅《郴江百咏》、何孟春《余冬序录》、崔岩《九仙二佛传》……一册册古籍文献，一个个文化密码，让人们仿佛畅游在浩瀚的文化海洋。

千年郴州，湖湘、中原、岭南文化交汇，儒家、释家、道家文化传衍。

“如果不是编纂《郴州通典》，我们根本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往哲先贤在此留下浩繁的文献典籍，还有遍存于城乡多地的摩崖石刻、金石碑文。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就是郴州千年文化的闪耀光环。”雷晓达说。

在马治平看来，《郴州通典》打破他的传统认知。他之前以为，郴州的历史文化很贫瘠。可事实并非如此。也正基于此，他对郴州历史文化的自信更加坚定。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郴州通典》全面系统再现现存郴州（民国以前）传世古籍文献原貌，将郴州在中华民族历史演进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清晰地呈现给世人，是迄今为止全面反映郴州历史文献著作的集成大观。

走遍五大洲，最美有郴州。郴州的美，既在山水，又在文化。

一典五年得，一吟双泪流。《郴州通典》惊艳问世，再次向世人宣告：郴州，这是一片值得骄傲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