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文革”前两三年，是个“清平乐”的时段。那时生活虽然还比较艰苦，但有一种“获得感”，乡亲们回想起来也说那个时期日子稳定、顺心、平安，值得留恋。

　　那时，人们刚刚从“三年困难”的艰难岁月熬了过来，由于年成较好，粮食生产形势好转，尽管还谈不上解决了温饱，但有饭吃、有衣穿。特别是政治生态不错，党风和社会风气比较正，少数农村基层干部有多吃多占之事，但党政干部很少有违法犯罪行为，至于行贿受贿，那时似乎还没有听到这个“词儿”。社会上很少发生偷摸拐骗、抢劫杀人之类的刑事案件，“黄赌毒”则闻所未闻。1963年春至1964年春，我在家乡牌楼公社搞农村信贷工作，发放或回收贷款、早出晚归。一个人背着一袋钞票登户串户来去，放心大胆、平平安安，从未碰到意外情况。县农业支行与下面营业所钞票的调运，都是用麻布袋装起放在公交车车头空位上，来来往往都不会出事。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亲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互相帮助、和睦相处的人和事也比较多;人们正正规规，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凭良心赚钱、靠劳动吃穿”，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信念，很少有人打别人的“主意”;干部下乡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家常便饭，

　　犁田耙田、插田收割、车水砍柴等各种农活都干。“三同”成了干部与农民最便捷的联系途径。领导干部更是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1966年，组织上安排我随县委书记何广德同志下乡，每次少则一个星期、多则半个月，都是走路不坐车。俩人今天到这个公社，明天到那个公社，不事先通知，边走边调研，访百姓、看现场，不要公社领导陪同，吃公社食堂，睡公社公铺，没有半点特殊，晚上才与回来的公社领导交接意见。人们说，老何艰苦朴素，没有官架子，根本看不出是县委书记。那时尽管也强调抓“阶级斗争”，但很少乱来，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只是定期开会“训话”，没有后来“文革”中那样的残酷斗争。

　　社会风气好、干部作风好，与当时学“毛著”、学雷锋、学焦裕禄很有关系。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成为那时的一种社会时尚。全民争做“五个人”(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干部力争“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当时安仁出了位全省闻名的学“毛著”积极份子——王忠。他是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双目失明的一等残废荣誉军人，思想境界高又善于表述，对全县干部群众的思想

　　革命化影响不小。我随县委书记在县城旁的清溪大队办点，该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陈安玲，因事迹突出，被评为广州军区民兵学“毛著”积极分子。第二天要出发了，可其典型材料还未搞出来，县人武部领导将任务交给我搞“突击”，并提出要有5000字以上。由于在这里办点时间比较长，我又是搞团的工作，我对其以王忠同志为榜样的情况比较了解。那天晚上，在住户灯下开夜工，边写边改，引用毛主席的指示加陈妹子的典型事例，写来可谓“得心应手”。与我一起搞点的团县委汤罗云同志则在一边慢慢抄写。那晚，我所住的下湾生产队的几位团员青年听说我要加班搞典型材料，便马上去干氹抓鱼，半夜煮好后，和米饭、糟酒一并送来给我俩宵夜。第二天黎明时材料搞完，由小汤骑单车赶送到县武装部。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整理比较长的人物典型材料。陈妹子从广州开会回来后，还给我送了一份开会的纪念品。

　　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品味那段 “清平乐”，觉得既有传统美德的成份，又似乎有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因素。一些老年人反思说：“要不是‘文革’的十年折腾，那段日子能延续下来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