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是明代最低一级的地方政权，通常所谓的“朝廷命官”一般也只任命到县级官员为止。因此，进行一定的县政研究对于深入了解明代安仁地方政治面貌，解读明代安仁地方经济社会百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安仁县明代时属衡州府管辖，当时一同接受衡州府管辖的县州还有衡阳县、衡山县、常宁县、耒阳县、酃县、临武县、嘉禾县以及桂阳州(明代的州分直隶州和散州，其中直隶州直隶于各省布政司，与府同级；桂阳州系散州，属衡州府管辖，与县平级)等，俗称“九县一州”。

　　从明清府县志史记载的有关文字中可以发现，整个明代担任过安仁知县(县令)或者履行过知县职责的有名有姓的官员一共是54位，其中担任过知县实职的有53位，还有一位叫做薛之奇的陕西延长人，当时只是以衡州通判身份在崇祯五六年年间奉檄短暂摄理过安仁政务，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安仁知县。另据史料记载，在明正德十二年知县韩宗尧去职之后至嘉靖二年之间知县袁达任职之前，安仁没有任何有关知县的文字记载。在这五年的“知县真空期”，估计要么是当时朝廷暂时安排州府或其他官员摄理过县内政务，要么是临时指定了当时县里的佐贰官(县丞或主薄)代行过知县职责。下面，试从三个方面对安仁明代期间历任知县情况作一些简要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安仁明代知县籍贯出身分析。在官员铨选上，明朝初期实行“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原籍回避制度。江南的人到江北为官，江北的人则到江南做官。后来，这种大区域的官员回避制度逐渐发展成了除学官以外的易省为官制度。所以，从任职官员的籍贯来看，安仁明代知县跨省异地交流调任的现象十分普遍。明代历任知县中除洪武八年上任的刘诚和天顺七年到任的范荣籍贯无考外，其外省官员莅政任职的比例几乎达到了100%，其中尤以江西(8人)、南直隶(8人)、广东(5人)、福建(5人)和广西(5人)五地莅安任职的官员人数为最多,其他依次分别是四川、山东两地各4人，浙江3人，北直隶、山西、贵州、甘肃四地各2人，云南、陕西两地各1人。从官员任职出身来看，明代安仁知县中有同进士出身1人，即江西弋阳人陈善；举人28人，分别有山东人李琏、广东潮阳人廖钦、广东人唐敏、广西宜山人吴兴、南直隶歙县人贺俊、四川巴东人陈大本、江西庐陵人彭诰、广东番禺人韩宗尧、福建闽县人袁达、贵州普定卫人孙枝、浙江孝丰人章珪、贵州永定卫人张宥、江西丰城人刘善毓、江西庐陵人王生贤、浙江余姚人王守文、四川江津人粱希贤、福建闽县人阮北、浙江乌程人尹鸣商、直隶金陵人黄守绪、福建晋江人李维鉉、广西宣化人蔡露、山西平定人蔡凤梧、山东利津人郭修德、山东曲沃人张自省、四川隆昌人刘光宇、山东即墨人袁灿然、广东番禺人林昌谷；监生8人，分别是广西横州人邓璿、山东武城人李恕、江西吉安人施善、南直隶庐江人章綿、福建莆田人郑遂、江西贵溪人丘錀、南直隶华亭人包凤、江西分宜人杨定甫；贡生10人，分别有南直隶武进人邹京、福建永定人赖霖、南直隶桃源人于溥、广东澄迈人冯克成、四川威州人谢之藩、北直隶通州人徐桐、广西阳朔人黎遵古、北直隶真定人林万邦、陕西延长任薛之奇、云南人江虬。另有韦衡、刘诚、翟大亨、余铎、刘懋、范荣、陆翰等7人之仕途出身暂无考。

　　二、安仁明代知县任职时段分析。从任期长短来看，明朝前期官员的任职时间普遍较长。洪永期间的几个县令，任职时间都达到了8年以上。其中，第一任知县即洪武元年(1368)任职的韦衡任职8年(洪武元年—洪武8年)，其继任者刘诚任职12年(洪武8年—洪武19年)，第三任知县翟大亨任职9年(洪武19年—洪武28年)，余铎任职14年(洪武28年—永乐10年)，广西桂林人刘懋的任职时间为历任之最长，达到了24年(永乐10年-正统6年)。此后，除成化十一年上任的陆翰任期达到十年以上、嘉靖年间的包凤任期达到6年以上外，其余大部分知县的任去职时间一般都控制在2-5年之间。任职时间最短的，当属福建晋江人李维鉉，他于万历7年(1528年)底自芜湖调知安仁县，在这个岗位上只呆了不足三个月时间便调走了。至于其具体的去职原因，郡县史志均未注明，明《(万历)衡州府志》只有一句“在官仅八十日而去”的简单说明。然后，就是嘉靖时期的章珪、万历时期的冯克成以及崇祯后期的黎遵古了，任职时间均为一年左右。据衡安府县志记载，章珪是嘉靖8年上任的，嘉靖9年即卸现任；冯克成系万历23年到任，24年去职；黎遵古则是崇祯9年(1636年，亦即清崇德元年)到任的，第二年即崇祯10年便换成了北直隶真定贡生林万邦。在此，还不得不重提一下崇祯五六年间奉檄临时摄理安仁政务的正六品衡州府通判薛之奇。据清《(乾隆)衡州府志》载,薛之奇“由恩贡任衡州府倅”，“革漕白二粮陋规”，“摄常宁郴州宜章三篆剔弊厘奸”，“民有到处青天之谣”。这说明，薛之奇当时不仅摄理过安仁政务，后来还曾摄理过常宁、郴州和宜章三地政府事务，且革除漕白二粮课征之利弊卓有成效，一时被百姓褒赞为薛青天。在崇祯后期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一个地方的县令更迭如此频繁，是有着深厚的政治和社会原因的：当时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不安，极大的震撼了中央政权，这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地方政权的人事任命格局。直至明崇祯十三年，安仁县最终迎来了明王朝的末代县令江虬。江虬是云南贡生，其具体的去职时间无考，但参考明王朝灭亡的时间，可粗略推定为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的1644年。从官员具体的任职年号看，明代55个知县(含摄理)中尚有包凤、王生贤、林万邦、薛之奇和江虬等5人没有明确的到职或者去职年号。其中，包凤仅有“嘉靖间任”的粗略记载，具体的去职时间亦无考；王生贤、林万邦、江虬三任则只有任职时间，去职年号不详。据嘉靖和万历年间篡修的衡州府志和后来的清《(同治)安仁县志》记载，王生贤是江西庐陵举人，字国祯，号东洲，“嘉靖十六年由乡举知黄州府麻城县事”，嘉靖十七年调任安仁。他到任后的这一年冬天(即嘉靖17年12月)，明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嘉靖帝的母亲献后蒋氏去世。因嘉靖帝的父亲(即兴王朱佑杬)的封地在承天府(今湖北钟祥一带，明时亦称兴都)，献后死后是应该运到兴都与其丈夫合葬的，这就给了王生贤一个展示个人能力的机会，当时的府志是这样说的：…“时献后祔葬兴陵生贤以才能应名赴襄大事肃庙巡幸兴都复蒙召见亦一时宠遇”。可见，王生贤因为个人才能出众，被临时抽调到承天府参与承办献后祔葬的相关礼事，并再次受到皇帝召见。王生贤去职安仁的时间不详，大致时间应该在嘉靖二十年之后，因为嘉靖二十年的时候他还曾和当时的教谕闵文振一道在安仁“修学碑”。不难想象，之后他终因“一时宠遇”，而被嘉靖帝提拔调任，后志载其后“升直隶河间府通判终茂州知州”。据王明冉《明清时期四川羌族教育研究》载，明嘉靖年间四川直隶州茂州地区确曾出现过一位叫做王生贤的正四品知州，应该就是从安仁赴任的这位王生贤无疑了。迄止明末，明代历任知县中去职时间最明确的当数万历十八年任职的山西平定人(万历衡州府志误载为陕西平定)蔡凤梧。蔡在安履职五年，对明洪永特别是嘉靖以来的县志资料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收集整理及研究校正，他整校的安仁县志资料“汇编于乙未春之正月”，“脱稿于四月之终”，这就是明《(万历)安仁县志》的初稿。这一年的农历三月，蔡凤梧因政声卓著而擢升南直隶淮安府同知(淮安府是当时的大府，其知府一般为正三品或者四品官员，作为副知府的同知品级至少应该是正五品以上官员；另据清<山西通志>载蔡凤梧后官至正四品四川兵备道副使)，他在县志初稿序言中亦不无抱憾的说到“书未成刻”，“余以迁秩行矣”，但他仍不忘在“行之先日”，“手笔所新之策委以付董治之诸生命梓”。因凤梧先生的“行之先日”便是“万历乙未三月既望”，也就是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的农历3月16日，由此可以推定，这位蔡邑侯离开安仁的具体时间应该就是明万历二十三年的农历3月17日了。

　　三、安仁明代知县政绩政声分析。通观明代历任安仁知县莅政轨迹，真正留有政声的不过十来位。一个是首任县令韦衡，他是江南(南直隶)凤阳人，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正宗老乡。《(嘉靖)衡州府志》记载他“国朝洪武元年知县事”，“处事公平”、“好尚诗书”、“爱民如子”，“县治暨公署皆其创始”；《(乾隆)衡州府志》亦评价他“洪武初令安仁有惠政”，“建治葺学立驿规模初定”。第二位便是安徽池州人余铎了，我们前面讲过，余铎是从洪武二十八年开始担任安仁知县的，当了14年的知县，但他在担任县令之前还做过几年的主薄，也就是说余铎在安仁的实际任职时间应该远超过14年。当时的主薄和县丞(一般是正八品)一样是知县的佐贰官，正九品，是一县之中地位仅次于知县的官员，也是一县的评分官，主要辅助知县管理粮马、巡捕等实际事务。《(嘉靖)衡州府志》评价余铎任主薄时“公平正大”、“民爱慕之”；《(乾隆)衡州府志》则记载得更加详实，说他初任安仁主薄时“邑多流亡逋负”，遂“奏拨茶陵屯种割税输纳境稍安”，“集任满当代父老数百人走阙下乞留”，后来“迁本县知县惠政益多”。陈善是江西弋阳籍进士，字克一，明弘治十三年开始担任安仁县令，对于他的政绩，府志主要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严于治盗境内宁息”，二是“作养士类多所成就”，三是“尝以编户逃亡重役为民奏”，并进行了适当的基层机构改革，“减十五里为七里”。韩宗尧系广东番禺举人，字希中，他自正德八年担任安仁知县后，即大胆推行轻徭缓赋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以致“民不知劳”。正德十一年，当时的郴桂农民起义军首领龚福全、刘福兴率军进攻安仁县城，韩宗尧“帅兵出御”，后城破被擒。当时的嘉靖郡志有过这样的记载：(韩)“被执不屈”，“驱之去以大义论贼”，“贼不敢加害”，“越五日邑民相率赎归”。就是说，义军攻破安仁县城后，曾经俘获过知县韩宗尧，但韩宗尧并没有因此屈服，而是与义军首领们争论大义之道，义军也没有加害于他，五天之后，县内官民便用钱将他赎回。作为安仁县明王朝时期的一代名宦，韩宗尧之所以能留名于府县史志的另一政绩，就是从正德十一年开始修建砖石城墙。因为之前的安仁县城墙都是吴兴时代留下来的土城墙，并不牢靠，而且被龚福全义军攻破过。关于安仁城墙，《(嘉靖)衡州府志》记有这样一段话“知县韩宗尧相地开拓易以石未就去”。就是说当时的知县韩宗尧被县内士民赎救回来之后，便开始实施修城(墙)计划了，他组织邑民择地挖掘墙基，改砌砖石墙，只不过当时还只是个半拉子工程，他就因“不狗乎众”弃官而去，把这一工作留给了下任袁达。袁达是福建闽县举人，字德修，号佩兰，嘉靖二年由乡举任安仁知县。他“为政严肃”，当时“邑多盗”，袁常常“躬自踪迹”，“摘发如神”，结果“岁余奸宄敛迹”。袁达彪炳志史的浓墨重彩之作，就是继承并最终完成了前任韩宗尧未竞的修城事业。当时的府志说韩宗尧修城“未就”，“知县袁达相继”，后来整个城墙“成功周围四百八十丈”，“高一丈九”，“串楼五百八十四间”，并开设“门四座”。这些文字最早出自于明嘉靖15年衡州知府杨佩主修、衡阳正德进士刘黻编纂的《(嘉靖)衡州府志》，是时距袁达成功围城并离任的嘉靖5年仅有十年之隔。这是当时安仁官方上报给衡州府的统计数据，具体经办者是当时的安仁县教谕莫晦，应该说算是比较真实的城建基础数据了。至于后来《(乾隆)衡州府志》和《(嘉庆)安仁县志》所说的袁达围城“周四百五十五丈”，“为门者五东曰仰高西曰观澜南曰来熏曰启秀北曰迎恩”等文字内容，几乎采用了明《(万历)衡州府志》中有关记载，据此可以判断，这应该系这位佩兰公之继任者们后一步的围墙行动，具体年代尚有待于做进一步的考证。嘉靖二十九年知安仁县事的王守文是浙江余姚人，字汝学，号东白，嘉靖十六年举人。他出身名门，父亲是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的状元王华，曾任南京吏部尚书；长兄王守仁，字阳明，是弘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担任过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追封为"新建侯"；玄孙王业浩后来在明崇祯年间也曾担任过两广总督、兵部尚书等要职。但王守文显然没有他父兄和后代子孙那样的政治建树，官方在评价他的莅政成绩时，只是寥寥数笔，说他“少从学于伯兄阳明先生之门”，“谙习吏事”，“劝农兴学”，“凡公署津梁倶留心修葺”云云(乾隆衡州府志)。粱希贤，字宗道，号复轩，四川江津人，嘉靖三十二年(万历志曰二十二年任)由河南林县知县位调任安仁知县。莅政之初“即辨伪印”，“每遇旱祈祷无不应者”，“至于革火耗修学宫士民尤翕然称颂”。尹鸣商，字聘伊，号莘野，浙江乌程举人，嘉靖四十四年知安仁县事。明代史志评价他“公慎平恕”，“吏不敢欺”，“减差徭”，“置义仓十”，因而“民怀其德”。明万历二年由河南嵩县教谕擢任安仁令的陈应魁，字子元，号文垣，江西清江人。他“五载为政”，“不事烦苛”，后来因政绩卓著“升庆远同知”(至万历二十四年后已擢升正五品的云南永昌知府，时《万历衡州府志》有载；另据《广西通志》载，陈应魁万历后期还曾担任过正四品的广西按察使副使)，离任之日安仁城内“士民流涕”。赖霖，字利润，号仁宇，福建永定恩贡，万历八年知安仁县。他“性慈惠”，“锐意兴革”，“清丈田亩去浮粮八百石”，“民咸德之”。谢之藩，字价甫，号南湫，四川威州人，万历二十四年由选贡知安仁县。后来的志书褒赞他“才猷练达”，“民仰戴之”。他留名地方志史的另一重要政绩，就是主政期间在前任蔡凤梧整理篡修的基础上，续修并付梓印制了明万历版《安仁县志 》，可惜今已失传。综上所述，安仁明代历任知县的政绩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建治围城有政绩，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韦衡、韩宗尧、袁达、王守文、尹鸣商等；二是兴学修志有成果，如韦衡、陈善、王守文、粱希贤、蔡凤梧、谢之藩等人；三是劝农薄赋惠民生 (包括轻徭薄赋、锐意兴革、置设义仓等)，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韦衡、余铎、陈善、王守文、粱希贤、尹鸣商、赖霖、薛之奇等；四是勤政务实留政声，如余铎、袁达、粱希贤、尹鸣商、陈应魁等人； 五是安民治盗保平安，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余铎、陈善、韩宗尧、袁达等人。

　　滚滚乐水东流，洗净尘世浮华。大明王朝自洪武元年开国肇基至崇祯十七年大厦崩塌的276年间，偏居湘南一隅的安仁县曾出现过五十多位知县。这些地方官们年少时大多历经寒窗饱读诗书 ，然后通过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选材之路走上遥远的仕途。在安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不在践行个人的报国理想，施展自己的理政才华，以实现不负天下苍生的抱负。在任期间，他们或建治围城，或轻徭薄赋，或锐意兴革，或劝农兴学，或教化修志，或治盗安民…在安仁悠远灿烂的历史星河中留下了耀眼一瞥。流年似水，时过境迁，虽然安仁的这些明代邑侯们早已“荒冢一堆草没了”，但他们的名字必将永远印刻在安仁浩瀚的史志之中……

　　主要参考文献：《(嘉靖)衡州府志》、《(万历)衡州府志》、《(乾隆)衡州府志》、《(嘉庆)安仁县志》、《(同治)安仁县志》、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