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龙(1232-1276)是南宋后期著名的政治人物，他祖籍福建兴化，初名子龙，字刚中，早年随父亲陈粢迁徙至福建长乐县后山。青少年时期的陈文龙就十分聪颖好学，淳佑十一年(1251)入乡学，宝佑四年(1256进太学，咸淳四年(1268)登戊辰科进士，龙飞射策第一，中状元，度宗为之改名文龙。入仕后多次受到朝廷重用，出任过福建宣抚使、广东宣抚使、侍御史等多个重要职位，最后官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军直驱南下时，元招降使者数次到兴化劝降陈文龙，均被其焚书斩杀。宋德祐丙子年，陈被元军逮捕并押送北上，在途经杭州谒拜岳飞庙时气绝身亡，就葬于杭州西湖的智果寺旁边。

　　《宋史.陈文龙传》载其“能文章，负气节”。对于这样一个很有气节的读书人，其实在他早期的文章里就可以让世人感受其“文章魁天下，节义愧当时”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

　　南宋咸淳四年的农历五六月间，当时的湖广行省衡州府传来朝廷发送过来的进士科考喜报：衡州府有六人考中陈文龙榜进士，其中，来自本府安仁县的考生陈亿孙、李龙金、陈庚雷和刘应祥“四子登科”。这就是750多年前传遍安仁大街小巷，一度成为城乡士民茶余饭后热议的“一县同榜四进士”话题。

　　可能就在这一喜讯传来之时甚至之前，刚登科进士不久仍在京城滞留的年轻人李龙金和陈亿孙就在酝酿一件事，他们打算邀请这次科考殿试的状元陈文龙给他们写个进士题名记，也好给自己和家乡的读书人留个纪念。在中国古代，为进士题名作记的传统其实早已有之，史书上说是“昉于唐而盛于宋”，只不过“唐进士之题名雁塔,惟记其始第游宴之荣”，而到了宋代，“乃题之学宫,盖有责成激励之意”。当时的衡州安仁考生陈亿孙(字一之)，考出了建县以来历科进士的最好成绩——二甲第二名，即进士科考总排名的第五名。前面除了二甲的第一名之外，就是该科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了。宋史讲咸淳四年度宗“赐陈文龙以下六百六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陈亿孙能够在六百六十多个进士中脱颖而出排名前五，这个成绩对于当时的衡州府安仁县来说，无疑是个前无古人的巨大荣耀，因此多次被后朝府县史志所转载。

　　衡州安仁考生李龙金(字子渊)可能因为备考前就与陈文龙住一块，平时多有交往，彼此之间也算比较熟悉，在官办学校闲聊时他多次与陈文龙谈及了自己家乡的一些事情。进士揭榜之后，李龙金又与一同前来参加科考的老乡陈亿孙相约，一道去诚挚邀请陈文龙这个状元郎来给家乡的读书人写个题名记，陈文龙欣然应允，于是便在李、陈两位事先准备好的初稿基础上，一挥而就写成了这篇著名的《进士题名记》：“文龙少时闻湘中山水之美，知有魁奇俊杰者生其间，而恨未涉足也。来胶庠，与安仁李君子渊游，则为予言：其邑广袤不百里，而山川甲衡湘。凤岗东来，腾直飞舞，若干霄之凤，翼然而仪；熊峡南起，翠绿伟岸，若当道之熊，矍然而踞。江行其中，左右萦带，汇湘流而东之。凝望邑境，万山如立玉，以是名胜徃徃出焉。予闻益歆欢不能。今(遇)皇帝龙飞，衡擢第者六，而安仁居四，地灵人杰噫!信不诬。一日，李君偕陈君一之季文谒曰：它进士例有石刻传不朽，吾邦策名多矣，而鑱石则昉我辈。辱同年，敢以记请予。惟三俱均进士，因均可以信其乡山水之胜；因山水之胜，可以知其间韵人胜士将有趾美千弗而不一书者，故诚愿附名。虽然我(大宋)朝进士多为名臣，闻喜赐诗所谓久远功名者，盖将举天下国家之责寄焉，非直以科目荣其乡也。文龙愿与三均勉之，且因以勉来者，皆曰：但丕惟子之教，以对扬(奉)天子之丕显休命!是为记”。

　　之后不久，四进士家乡安仁县的官府和士绅便把这篇题名记镌刻成了“进士题名记”石碑，并选择在咸淳四年的“秋八月初吉”，也就是这一年的农历八月初一，树碑立传，昭耀后人。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进士科考期间短暂的相聚之后，陈亿孙、李龙金与陈文龙等几个同榜进士肩负着朝廷使命，各赴西东，自奔前程。虽然他们在以后的宦游之路上偶尔也会有一些交集，但终究是聚少离多。在后南宋王朝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国家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百姓饱受战乱，生灵涂炭。八年之后，陈文龙几经宦海沉浮，终在德祐丙子年因顽强抵抗元军入侵战败而被捕，最后由绝食郁愤气绝身亡；陈一之后来官湖南安抚使参议，辅助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李芾镇守潭州，“德祐丙子，一之从芾据守，城陷，不屈死”。至此， 这两位曾经以“举天下国家之责寄焉”而惺惺相惜的同榜进士，最终在同一年为国捐躯，殊地同归。

　　记中没有提及到的安仁“一榜四进士”之一的刘应祥，后来官至御史，他“居官不阿权贵”，“元兵破宋后，愤悒而卒”。李龙金则后事不详，旧志只说到他后来一直潜心研究学问，因“博闻强记”而成为“学者宗之”的著名学者。另一进士陈庚雷，因后志未载其事，去向失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