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地处猴昙仙北麓北坡的洋际乡白泥村和高峰村合并成了新的猴昙村，位于南麓南坡的灵官镇泮垅、泮田和莽山三个村则合并组建成了莽山村。在今人的印象里，好像从洋际白泥这个方向进山，看到的是猴昙仙的风景；而从灵官泮垅那边盘山而上，欣赏的便是莽山的山色。其实，猴昙和莽山本就是一个整体，一座山脉，至少在清代以前，人们都是称之为侯昙山或者侯堂山的，猴昙仙和莽山不过是后人约定俗成的说法罢了。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侯昙山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其名字最早出现在南北朝北魏时期郦道元编撰的《水经注》中：“湘东（古湘东即唐宋衡州地区）山阴县（应为阴山县）有侯昙山，山有灵坛，坛前有石井，深数尺，居常无水…”。郦道元的《水经注》是在汉代著名学者桑钦的地理学著作《水经》的基础上加注并补充而成的，据说他当年为了写《水经注》，阅读过有关书籍400多种,查阅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地图,并研究了大量水文资料,有时候甚至亲赴实地考察,核实《水经》上的记载是否与当地水文状况相符。郦道元游历过不少地方，但他一生的活动踪迹始终圈定在秦岭以东、长城以南以及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终其一生就没有到达过长江以南地区。照此来看，郦道元《水经注》里所写到的湘东阴山县侯昙山的情况，仅仅也只是吸收了前人的著作成果而已。这也从侧面说明，侯昙山的基本概况在南北朝以前，甚至在汉代时期，就可能已经被记入了当时的地理学著作。

侯昙山海拔700余米，山势险峻，地形独特，南宋学者王象之在其《舆地纪胜》卷55衡州条目中就记有“侯昙山险峻独出，不与众山相连”的文字说明。因为横跨安仁、耒阳两地境界，至少在明嘉靖以前，侯昙山一般都是标记在耒阳县（今耒阳市）名下。如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明《大明一统志》和明嘉靖《衡州府志》等旧书，无不记之“在耒阳县东南八十里”。后来到了明万历年间，当时的官修《衡州府志》才开始把它归入安仁县名下：“侯昙山去（安仁）县四十里，半在耒阳，半属安仁”。当然，也有一些宋代早期的地理史籍资料把侯昙山收入到了其他县的条目之中，如五代北宋时期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一书，就把当时的侯昙山归辑到衡山县名下：“衡山侯昙山，山有溪濠、神祠坛…”。对于这一点，应该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安仁自最初建镇（622年）到后来升场（935年）的300余年间，就一直隶属于当时的潭州衡山县；到五代后唐清泰二年(935)，安仁镇才开始“徙潭州衡山县”，“割宜阳、熊耳两乡为场”，隶属衡州衡阳郡。

1500多年前，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便记有侯昙山建有灵坛的史实。古代的“灵坛”其实就是祭坛，如《汉书·武帝纪》中便有“朕躬祭后土地祇，见光集於灵坛，一夜三烛”的文字记载。按照唐代学者吕向的解释，灵坛也就是祈雨坛。侯昙山在南北朝之前甚至在汉代时期即建有闻名于世的祈雨坛，这几乎就是一个不争的史实。问题是，侯昙山究竟凭什么得天独厚的条件才可能建有这个后来转载于历代地理史书的“灵坛”呢？在这里，就不得不谈一下汉代历史上曾经存留过的容陵县以及容陵侯国的话题了。根据现代学者彭雪开《安仁地名源流考》研究成果分析，西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的时候，朝廷曾封长沙定王刘发的儿子刘福为容陵侯，封侯山就是侯昙山。汉代侯国的封侯山大多沿袭汉武帝封泰山之先例，用以象征封侯国王权的威严与稳固。为便于祭祀，封侯山一般不会与封侯国治离得太远。由此，彭雪开一文认为“容陵侯国治与容陵县县治，应同驻容水上游河流交汇处附近，靠侯昙山不远的城垣内”，具体位置可能在原宜阳古城市附近，也就是现在的罗家桥（老鸦桥）附近区域。

历史上的容陵县及容陵侯国建置或分封得比较早（容陵县大约建置在汉高祖5年即前202年，容陵侯国分封于前129年），且存续的时间又不算太长，所以现代有关容陵县地域和治所的历史信息都表述得有些含糊：“容陵县，古县名，西汉置，治今湖南省攸县西南永乐江附近，属长沙国。元光六年(前129年)封长沙定王子福为容陵侯，改属桂阳郡；元鼎五年(前112年)国除为县，仍属长沙国；东汉属长沙郡，末年废”。

“治今湖南省攸县西南永乐江附近”，这个位置与侯昙山附近的宜阳地区是相符的。后人之所以讲古容陵县治是在“攸县西南”，一方面是不是因为侯昙山附近的宜阳老城市地区，其大方向确实是在攸县的西南方向；再者，与攸县几乎在同一时间建置的容陵县到东汉末年（建安20年）就已废置不复存在（与当时的阴山县合并），其县域几经徙迁后来又分别隶属阴山、衡山和安仁等县，用古攸县来做比对标杆，似乎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地域实情。

侯昙山上在南北朝之前就置有“灵坛”，到宋代早期又建有了“神祠”，到元代之后及至明嘉靖时期则新建了“唐太保庙”，这是古代各类史籍资料明确记有的史实。当然，对于宋代“神祠”祭祀的是不是南雷二神，这个还不能断言。但是自唐代中期以后，历史上确实有过几次尊奉南雷二将特别是雷万春个人的“造神运动”：首先是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大唐肃宗皇帝感其忠烈，敕封雷万春为荣禄都督大夫、忠烈将军，并赐谕民间立庙祭祀；到了北宋时期，南雷等人再度被朝廷拭去历史尘埃授阶封号，立庙祭祀，徽宗时期一度达到鼎盛，雷万春还被追赠为忠勇侯，尊奉为“雷霆驱魔大将军”；到元大德五年（1301），雷万春再次被元朝廷敕赠太保并立祠以祀。

南雷二将的官阶本不高，但千百年来何以受到百姓大众如此虔诚的顶礼膜拜?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朝廷倡导民间建造庙宇供奉历史英雄人物，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用先哲前贤勇击叛逆、捍卫国家的一腔正气来彪炳千秋、激励后人，为当时社会树立所谓的道德样板；当然，天下苍生也无不怀揣英雄人物死后尚能英气犹存，成为佑福一方平安之神的朴素心愿和美好理想。南雷二将的英雄事迹曾经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在民间亦得到极致拓展和神化，在后来一些与“说岳”有关的戏曲或说书中，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儿子岳云便是在梦中向雷万春学会的锤法。基于这些原因，从古至今，南雷二庙遍布全国各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元明时期，侯昙山上是建有单独祭祀雷万春的唐太保庙的。对此，明嘉靖《衡州府志》中载有一小段文字：“唐太保庙在侯昙山，祀唐广平侯雷万春”。今天，从后人新建的朝阳庵往西南方向过去约二、三十米的小坡上，仍然可以找到明代志书上提到的“唐太保庙”旧基。伫立上坡俯瞰，老旧的墙垣虽爬满青藤，密布杂草，气象稍显荒圯，但老庙脚基的轮廓还保存得几近完整。

唐太保庙旧址的后山坡上藏有一个大岩洞，今人唤做“冇尾龙洞”，也有叫龙洞的。进口极狭，仅能容一人侧身而入，几步之后洞内才逐渐变得豁然宽敞起来，似乎别有洞天。据说循洞隙渐进，是可以延伸到很远处的，只是真正进洞探幽的人不多，一直没有个确切说法。龙洞外立有几方天然的巨石，上面似乎镌刻着各种字迹，因年代久远，石头表面风化剥落，已分辨不出单个的字来。对此，各类地理史籍资料和地方志并无相关记载，不知是有关载述遗落断代，或者是这些个情况本没有载入史册。

朝阳庵现处位置东北坡山面，是安仁旧八景之一“雪岭晴光”所在地。清嘉庆《安仁县志·山川》特为之记：“…（侯昙山）上有雪岭，每大雪，晴霁数日亦不消，今为八景之一。旧有祀唐南霁云、雷万春祠。其山岧峣耸峙，影插晴空。越石庙数武，其地丈余，踏之铿然有声。”很明显，志中所记的地方，就是南北朝以前的“灵坛”、宋代早期的“神祠”以及元明时期“唐太保庙”旧址所在地，只不过目前暂无资料可以佐证这个祠庙究竟与南霁云有何关联。

自老庙旧基往下徒步数米，就可以看到那口记载上千年的神奇石井了。无论是郦道元的《水经注》，还是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或是李昉的《太平御览》，之中都载有这口老石井近乎相同的文字内容：一方面，上述著作无不提到这口石井的具体位置就在当时的“灵坛”或者“神祠”前方不远处，或云“坛前有”，或曰“傍有”，或道“坛旁有”；再就是对这口老石井的基本情况陈述，历代典籍多少都带有几分神秘的宗教色彩，即“…尝无水，祀之即水出，祀毕则干”。如今，这口老石井虽历经千年风雨，但经过无数代山人的精心修葺，还在继续使用。石井之水，源于山中一处活泉，水尤清冽，透澈见底，细细品饮有如可口甘醴，甜润如昨。

在侯昙山东南坡山脚下，也就是今天灵官镇南坪街西北面上坡处一个叫做双凤山的地方，亦建有一处南雷庙。在这座庙里，现在仍摆放着一块《二公忠烈传》铭念牌，之中写到“…南雷二将，在猴昙仙大捷中，与敌作战，忠勇异常，战绩辉煌！后人在此立一祠庙以祭祀之”。显然，铭念文述及的南雷二将在侯昙山作战之事，可能只是前人的一时误读而引发了后世的遐想和讹传。南霁云、雷万春最后战斗和牺牲的地方是当时的中原战略要地，素有“江淮蔽屏，河洛襟喉”之称的睢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附近，与侯昙山（猴昙仙）本没有什么关联。另综合现有史料分析，南雷二将也几无参加湖湘地区战役的可能。明嘉靖时期，著名的志异小说家、安仁县教谕闵文振就曾以“南雷二将未尝经及安仁”之由拆分了原宝塔岭上的四忠祠。

双凤山上的南雷庙最早应该建于明宣德年间，此后虽几经毁建，但寺庙香火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翻开清嘉庆《安仁县志》，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一段确切的文字：“南雷庙在县南三十五里，地名南塘，祀唐将南霁云、雷万春。明宣德二年修。今土人称为南塘庙”。志中说到的“南塘”其实就是现在的南坪，“南塘庙”也就是现今南坪村的南雷庙，这不过是古代地域名在历史长河中的磨蚀变形而已。这就如同现在的灵官镇即改撤于之前的朝阳乡，而朝阳乡又改撤于比之更早的南坪公社一样。

多年以前，侯昙山东部的宜阳河地区便一直是这一带乃至整个安仁县的富庶之地和区域中心。宋代建县之初，宜阳地区是安仁最早的县治所在地，后来发展到清一代这里始终沿袭旧制建置有宜阳乡，附近的南坪和罗家桥等地早年都建有一定规模的集市。即便到了今天，这里的南坪街仍设有固定的圩日。

透过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献记载，我们已经知道，侯昙山在南北朝以前就建有“灵坛”，在元明时期甚至在唐宋时代就已经建有了祭祀雷万春或者其他天神的祠庙，这说明侯昙山的祠庙文化历史是十分悠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