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下册）》选录了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舟过安仁》五首组诗中的第三首：“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 关于“安仁”的注释为：“县名。在湖南省东南部，宋时设县。”

▲人教版五年级语文下册电子课本“舟过安仁”章节

诗人乘船路过安仁时，看到泛舟河上的两个小童收起船篙，停止划桨，却撑起一把雨伞。诗人感到疑惑：“不撑篙，不划船，没下雨为什么张伞？” 看了一会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两小童张伞不是为了遮雨，而是用伞当帆行船啊！”诗人被两小童充满童真和稚气的行为所感染，诗兴大发，写下此诗。在这首诗中，诗人把目光聚焦在两小童身上，语言浅白如话，又充满童趣，把两小童聪明机智、俏皮可爱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诗人生活的南宋年间有3个安仁县，分别隶属于江南东路饶州鄱阳郡、成都府路邛州临邛郡以及荆湖南路衡州衡阳郡。关于《舟过安仁》中的“安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是现在的湖南省安仁县①②；另一种则认为是现在的江西省余江县③④。本文试图根据诗人的生平经历、诗风转变、《舟过安仁》与前后诗作的关联以及诗人的自序等来分析“安仁”的地点。

一、中国历史上的安仁县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多个安仁县。第一个安仁县是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在今江西省置的县。西晋元康元年（291）在余汗县地置晋兴县，西晋永嘉七年（313）改为兴安县，后撤县为晋兴乡，入余汗县。南朝陈天嘉三年（562）于兴安县故地置安仁县。隋开皇九年（589），南朝陈被杨广统筹的9路隋军所灭，改安仁县为兴安镇，并入余干县。《读史方舆纪要·卷85》记载：“安仁县，……汉余汗县地，晋析置晋兴县，属鄱阳郡。永嘉七年改曰兴安，寻废。陈置安仁县，隋开皇九年并入余干。”《太平寰宇记·卷107·江南西道5》记载：“安仁故城在县东南一百五十里。按《鄱阳记》云，晋永嘉七年分余干置兴安县，寻废焉。陈天嘉中复于兴安故地置安仁县，至隋开皇九年复废，并入余干。”

宋开宝八年（975），改兴安镇为安仁场。宋端拱元年（988）升场为县，隶属江南东路饶州鄱阳郡。《大清一统志·饶州府2·古迹》记载：“按《九域志》开宝八年以余干县地置安仁场，端拱元年升为县。在饶州南二百里，即今县也。陈时安仁县，《隋志》失载，以《寰宇记》所记道里考之，当在今县之东。”

《江西通志·卷3·鄱阳县》记载：“安仁县，汉余汗东南地西。晋析置晋兴县。永嘉七年改兴安，寻废。隋开皇九年并入余干，唐武德初置长城县，在今长城乡，又废。宋开宝八年置安仁场于此，端拱元年升县。”

安仁县自天嘉三年（562）始置，几经存废，历尽沧桑。虽然地理位置优越，“上控闽浙，下襟江湖，扼鄱水之咽喉，阻信江之门户”（清同治版《安仁县志》），却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朱熹途径安仁时，留下《安仁晓行》诗：“夙驾安仁道，行行得自娱。荒山围野阔，远树出林孤。 景晦长烟合，天寒碧草枯。归心怀往路，极目向平芜。”明代刘伯温《发安仁驿》诗云：“鸡鸣发山驿，天黑路弥险。烟树出猿声，风枝落萤点。江秋气转炎，嶂湿云难敛。伫立山雨来，客愁纷冉冉。”

1914年1月30日中华民国颁布《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云：“安仁，湖南省应存。（理由）湖南安仁县系宋乾德三年置，与江西省重复，然定名较先，拟存。江西省拟改名余江县。（理由）江西安仁县自宋端拱元年设县以来迄今未改，惟与湖南省重复，定名较后二十余年，应即更定。查该县在余水之北有余江，拟即定名余江县。”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为题，报道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主席读到这篇报道后，激动不已，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第一首描写余江县因血吸虫病肆虐所造成的萧条凄凉景象和老百姓的悲惨遭遇；第二首盛赞余江县人民治理山水、填壕平沟、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成就。

第二个安仁县是唐武德三年（620）在今四川省置的县。武德三年，从临邛、依政分出部分地区置安仁县，隶属剑南道邛州临邛郡。《太平寰宇记·卷75》记载：“唐武徳三年置安仁县，取‘仁者安仁’之意。”《舆地广记·卷29·成都府》记载：“安仁县，唐武德三年析临邛、依政置，属邛州。贞观十七年省，咸亨元年复置，有斜江水。”《大清一统志·卷310·邛州》记载：“安仁废县在大邑县东南，……本秦临邛县地，武德三年割临邛、依政、唐兴等县置。贞观十七年废，咸亨元年依旧置。”四川安仁县历唐宋两朝，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并入大邑县，改为安仁镇。

第三个安仁县是唐武德四年（621）以交趾郡之嘉宁（今越南富寿省越池市）置，隶属岭南道岭南采访使峰州承化郡。唐玄宗开元年间，改安仁县为承化县。《新唐书·卷47·志第33上·地理7》记载：“武德四年置新昌、安仁、竹格、石堤四县，又领封溪县。贞观元年省石堤、封溪入嘉宁，后又省安仁。”

第四个安仁县是唐永淳元年（682）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置的县，隶属党州。《读史方舆纪要·卷108》记载：“唐永淳初置安仁县，属党州。二年析置平琴州治焉，兼领怀义、福阳、古符三县。垂拱三年州废，神龙三年复置。天宝初曰平琴郡，至德二载改安仁曰‘容山县’，乾元初复改郡为州。建中二年州废，县皆属党州。南汉因之。宋开宝中容山、怀义等县俱省入南流。” 永淳二年（683）析党州的安仁、怀义、福阳、古符4县置平琴州平琴郡。《新唐书·卷43上·志第33上·地理7》记载：“容山，本安仁，永淳二年析党州置平琴州平琴郡，领安仁、怀义、福阳、古符四县。垂拱三年废，神龙三年复置。至德中更安仁曰‘容山’。建中二年州废，县皆来属。” 唐至德二载（757），改安仁县为容山县。唐建中二年（781），平琴州废，容山县改属岭南道岭南采访使党州宁仁郡。宋开宝五年（972），又说开宝七年(974）并入南流县。

第五个安仁县是宋乾德三年（965）在今湖南省置的县，隶属荆湖南路衡州衡阳郡，地名取“安抚仁义”之意⑤。清同治《安仁县志·卷2·地舆·沿革》记载，安仁“唐时为镇，宋始升县。商周前属古荆州地，秦分郡县属长沙郡，两汉属长沙王国，三国蜀于长沙郡置湘南侯国（先帝时置，今衡山地。按：安仁分自衡山、衡阳，应属域内）。今衡山地也。吴分长沙，立湘东郡，治酃县，临烝、新平、新甯、茶陵、利阳、阴山隶焉；又立衡阳郡，治湘乡，烝阳、重安、湘南、湘西、衡山、连道、新康、益阳隶焉。今安仁割衡山之宜阳、熊耳二乡，又析衡阳之浦阳里、衡山之兴德里。按：衡阳县，古临烝，属湘东郡；衡山属衡阳郡。……安仁镇，武德间置，初属潭州，后属衡州。……安仁场，清泰二年，割衡山之宜阳、熊耳二乡益之。……乾德三年升场为县。”《大清一统志·卷362·衡州府1》记载：“安仁场，在安仁县西南三十里。本唐安仁镇，后唐置场。宋乾德间升为县。淳化中涉治永安镇之香草坪。”

后唐长兴元年(930)，楚国第一任国王楚武穆王马殷卒，马氏诸子争权，湖南大乱。是年，马殷次子马希声继位。长兴三年（932）七月十一日，马希声去世，遵马殷“兄终弟及”遗命，马殷第四子、马希声异母弟马希范于同年八月十二日正式继位，是为楚国第三任国王。清泰元年（934）正月二十一日，后唐末帝封马希范为楚王。清泰二年（935)，马希范升安仁镇为安仁场，改属衡州。《读史方舆纪要·卷80》记载，安仁县“唐衡山县之安仁镇，属潭州。五代唐清泰二年，马氏升为安仁场，属衡州。”

另一些史料则记载为乾德二年（964）升安仁场为县。《宋史·卷88·志第41·地理4》：“乾德二年，升安仁场为县。” 《方舆汇编·卷1241》记载：“宋定天下，置荆湖南北路安抚司，衡州属南路，为上州衡阳郡，军事属县五，衡阳倚郭，耒阳，常宁、茶陵、安仁。安仁者，乾德二年升安仁场立县也。”《读史方舆纪要·卷80》记载：“宋乾德二年，升为县。咸平五年，析衡阳、衡山二县地益之，移治永安镇，仍属衡州。”

第六个安仁县是宋乾德三年（965）由山东昌乐县易名而来，隶属京东东路潍州。唐武德四年始置昌乐县，后废。《旧唐书·卷38·志18·地理1》：“武德四年，……又置兰山、临沐、昌乐三县。” 《新唐书·志第28·地理2》记载：“武德四年析置兰山、临汴、昌乐三县，六年皆省。” 宋建隆三年（962）复置昌乐县。宋乾德三年改昌乐县为安仁县，后又改回昌乐县。《宋史·卷85·志第38·地理1 》：“乾德中，复置安仁县，俄又改。”清嘉庆《昌乐县志总纪》记载：“宋太祖建隆三年，以北海县为北海军，始置昌乐县为属邑。乾德三年，升北海军为潍州，改昌乐县为安仁县。寻复昌乐县。”《读史方舆纪要·卷35》记载：“宋乾德三年置安仁县，寻改曰昌乐县，属潍州。”

另外，明永乐五年（1407）六月，在今越南广治省海陵县境内也置过安仁县，隶属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顺化府顺州。从秦始皇南征百越、平定岭南至北宋初年，越南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明史·列传第209·外国2·安南》记载：“安南，古交址地。唐以前皆隶中国。五代时，始为土人曲承美窃据。宋初，封丁部领为交址郡王”。

宋开宝元年（968）丁部领平定12使君之乱后，建立越南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丁朝，国号为“大瞿越”。越南从此脱离中原王朝的统治，正式独立建国，又称“安南国”⑥。明洪武元年（1368），安南陈朝国王王日煃接受明朝册封，成为明朝的藩属国。建文元年（1399），国相黎季犛篡位，诛杀国王陈日焜和全部陈氏宗族，自立为王，并改姓胡，史称“胡朝”。

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明成祖下令南下征讨。永乐五年（1407）五月平定黎季犛叛乱。《明史·列传第209·外国2·安南》记载：“五年正月大破季犛于木丸江，宣诏访求陈氏子孙。……五月获季犛及伪太子于高望山，安南尽平。群臣请如耆老言，设郡县。六月朔，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址，设三司”。由于陈朝王室宗族被黎季犛诛杀殆尽，无王位继承者，于是改安南为内属，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设郡县，置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简称“交趾三司”，又称“交趾行省”，疆域为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下辖17府、47州、157县，安仁县便是其中之一。

永乐十六年（1418）二月，地方豪族黎利起兵反抗明朝统治。宣德元年（1426）四月，明宣宗命成山侯王通为征夷将军、都督马瑛为参将率10万大军征讨黎利，结果大败，名将柳升轻敌阵亡。宣德二年（1426）十一月，明宣宗宣布罢兵，废交阯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尽撤军民北还。黎利正式称帝，建立后黎朝。越南再次脱离中原王朝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二、杨万里的生平经历

诗人生于宋建炎元年（1127）九月二十二日，吉水南溪（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村）人。八岁时丧母，父亲杨芾，字文卿，精通《易经》，在家乡以教私塾为生，虽家境清贫，却节衣缩食购买书籍，“忍饥寒以市书，积十年得数千卷”（胡铨《杨君文卿墓铭》）。诗人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勤奋好学，师从两宋之交的著名诗人王庭珪等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三月二十二日进士及第。绍兴二十五年（1155），授赣州司户参军。在赣州司户任上，父亲带诗人拜见谪居南安的南宋状元张九成和途经赣州的“南宋四大名臣”之一胡铨。王庭珪、张九成、胡铨等前辈的高尚节操和力主抗金的精神，影响了诗人的一生。

绍兴二十九年（1159）十月，诗人携家眷赴湖南永州零陵任县丞。绍兴三十年（1160），与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相识并成为朋友。当时张栻的父亲主战派领袖张浚因“绍兴党禁”谪居永州。诗人非常敬佩张浚的为人、节操和学问，先后三次以弟子礼前往拜访，均被拒绝。后来给张浚写信力陈，并通过张栻介绍，才获接见。《鹤林玉露·甲编·卷1》记载：“杨诚斋为零陵丞，以弟子礼谒张魏公。时公以迁谪故，杜门谢客。南轩为之介绍，数月乃得见。”《宋史·列传第192·儒林3》记载：“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

张浚见到诗人后，大为欣赏，以“正心诚意”教导，勉励诗人为学、为人、为官要正直诚恳。此次见面，诗人获益良多，不仅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诚斋”，还自号“诚斋”。后来宋光宗又御书“诚斋”赐之。

绍兴三十年（1160），谪居衡州的胡铨到永州拜会张浚，诗人得以第二次与胡铨相见，并请胡铨题作《诚斋记》。诗人《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云：“万里时丞零陵，一日并得二师。”。从此，诗人以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作为终生效法的榜样，成为忧国忧民、“终身厉清直之操”（《鹤林玉露·甲编·卷1》）的直臣。

淳熙十四年（1187）十一月初九，太上皇宋高宗赵构驾崩。淳熙十五年（1188）葬于绍兴永思陵。关于高宗庙祀配享人选，《鹤林玉露·乙编·卷1》记载：“高庙配享，洪容斋在翰苑，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为请。”“配享”，亦称“配飨”，指功勋卓著、德才兼备的文武大臣祔祀于帝王宗庙。配享太庙享受帝王的香火供奉是一个大臣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淳熙十五年（1188）四月初九，时任秘书少监的诗人上疏力争主战名相张浚配享高宗庙祀，斥责宰执（副相）洪迈用秦桧一党的张俊配享无异于“指鹿为马”，从而触怒孝宗。孝宗认为诗人的“指鹿为马”影射自己是昏君秦二世，因而被罢去直秘阁贴职（兼职），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时年62岁。这是诗人的第一次被贬。《宋史·列传第192·儒林3》记载：“高宗未葬，翰林学士洪迈不俟集议，配飨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万里上疏诋之，力言张浚当预，且谓迈无异指鹿为马。孝宗览疏不悦，曰：‘万里以朕为何如主！’由是以直秘阁出知筠州。”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禅位于光宗，效仿高宗做太上皇。光宗即位后，召诗人回朝廷任秘书监。同年十一月，任《孝宗圣政》进奉官，但孝宗念及诗人之前说的“指鹿为马”，仍耿耿于怀，对光宗说：“杨万里直不中律，性情狂狷，不守中道，不堪大用。”⑦光宗只好于绍熙元年（1190）九月加直龙图阁贴职，外放诗人出任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和江东军马钱粮。这是诗人的第二次被贬，时年64岁。

绍熙三年（1192）初，朝廷欲在江南地区发行“铁钱会子”，“铁钱”是用铁铸成的钱币，“会子”是南宋的一种纸币。发行“铁钱会子”是想通过用铁钱购买军需物质，迫使江南地区改变只用铜钱、不用铁钱的现状。待不值钱的铁钱流通起来后，朝廷再通过赋税只收铜钱的方法将百姓手中值钱的铜钱回笼。因此发行铁钱会子意味着货币贬值。诗人上书谏阻，拒不奉诏，得罪宰臣。绍熙三年（1192）八月，朝廷任命诗人为赣州知州。诗人称病表示不能赴任，乞奉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未等朝廷批复，就急忙返回家乡吉水了。

鉴于诗人归隐心意已决，宁宗只好改任诗人为奉祠官。绍熙四年（1193）三月二十三日，宁宗下旨云：“朕不汝忘也。可特授秘阁修撰、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 （《诚斋集·卷133·附录·秘阁修撰宫观告词）。《宋史·列传第192·儒林3》记载：“朝议欲行铁钱于江南诸郡，万里疏其不便，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不赴，乞祠，除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自是不复出矣。”

诗人在回乡隐居后作《答沈子寿书》云：“未几某以臂痛谢病免，归如病鹤出笼、脱兔投林。此意此味，告之野人，野人笑而不答；告之此心，此心受而不辞。自此，惟山不深林，不密之，为恨山深而林密予何恨哉？犹有恨者不蚤焉？耳蚤非所恨也。自此幽屏，遂与世绝。”

宋宁宗数次召诗人回朝廷任职，均辞而不往。庆元五年（1199），诗人请求致仕（交还官职，即退休）。《宋史·列传第192·儒林3》记载：“宁宗嗣位，召赴行在，辞。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引年乞休致，进宝文阁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诏进宝谟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开禧元年召，复辞。” 开禧二年（1206）二月，升宝谟阁学士。同年五月初八，卒于家中，享年80岁。开禧三年（1207）正月，获赠“光禄大夫”。嘉定六年（1213）十二月赐谥号“文节”。

诗人在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先后任职，历任太常国子监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尚书左司郎中兼东宫侍读、筠州知州、吏部员外郎、秘书监、江东转运副使等，官至宝谟阁学士，封庐陵郡开国侯，与欧阳修（“文忠”）、杨邦乂（“忠襄”）、胡铨（“忠简”）、周必太（“文忠”）、文天祥（“忠烈”），合称庐陵“五忠一节”，因五位获赠谥号有“忠”字、一位有“节”字故名。

三、杨万里的诗歌创作概况及其诗风的转变

诗人一生爱诗如命，写作勤奋，笔耕不辍，共创作2万余首诗，现存4239首，被誉为“一代诗宗”，是南宋开一代诗风的大家，与尤袤、范成大、陆游合称“南宋四大家”或曰“中兴四大诗人”。诗人在《唐李推官披沙集序》中云：“予生百无所好，而顾独尤好文词，如好好色也。至于好诗，又好文词中之尤者也。至于好晋唐人之诗，又好诗之尤者也。”

诗人的一生跌宕起伏，其诗歌创作也经历了多次诗风转变。为了能创作出好诗，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不断探索。《诚斋南海诗集序》云：“予生好为诗。初好之，既而厌之。至绍兴壬午，予诗始变，予乃喜，既而又厌。至乾道庚寅，予诗又变。……嗟乎！予老矣。未知继今诗犹能变否？延之尝云予诗每变每进。能变矣，未知犹进否？他日观此集，其羡也乎？其亦厌也乎？”

诗人青年时学江西诗派，重在字句韵律上下功夫。江西诗派是由黄庭坚开创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歌流派。黄庭坚主张“去陈反俗”、“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等。江西诗派重视文字技巧，讲究作诗法度和字句韵律，用僻典，押险韵，造拗句，艰涩隐晦，是宋代影响深远的一个诗歌流派。

诗人在中年以后意识到江西诗派过于追求形式与技巧、枯燥刻板、缺少新意的弊端。于是，决意冲破江西诗派的藩篱，革故鼎新，另辟新途。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时年35岁的诗人将之前的诗作千余首付之一炬。《诚斋江湖集序》云：“予少作有诗千馀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

诗人从绍兴壬午（1162）初秋开始自存诗稿，大体上按个人经历或任职地方的顺序陆续编辑自己的诗作，共9集，并为诗集命名和作序。淳熙丁酉（1177）四月赴常州任知州之前，诗人将绍兴壬午（1162）至淳熙丁酉（1177）年间先后学江西诗派“三宗”之一陈师道（后山）的五字律诗、王安石（半山）的七言绝句和晚唐诗人绝句创作的582首诗编订成《江湖集》。这是诗人烧毁旧作后的第一部诗集。《诚斋江湖集序》云：“今所存曰《江湖集》者，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1177年～1179年任常州知州时的诗作收录于《荆溪集》；从常州离任回乡到1179年底的诗作收录于《西归集》；1180～1184年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和提点刑狱的诗作收录于《南海集》；1184年～1188年任京官的诗作收录于《朝天集》；1188年任筠州知州的诗作收录于《江西道院集》；1189年复任京官的诗作收录于《朝天续集》；1190年～1192年任江东转运副使的诗作收录于《江东集》；1192年后归隐家乡的诗作收录于《退休集》。宋末方回《瀛奎律髓·卷1》云：“杨诚斋诗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变。”但“一官一集”只有《荊溪集》和《江东集》，其他基本上是“一地一集”。

诗人在淳熙丁未（1187）四月三日作的《诚斋荆溪集序》回顾自己的诗歌创作历程和感受时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故自淳熙丁酉之春，上塈壬午，止有诗五百八十二首，其寡盖如此。”

从诗人的自序可以看出，诗人在绍兴壬午（1162）至淳熙丁酉（1177）年间虽努力学习模仿前辈，却陷入“学之愈力，作之愈寡”的状态。

淳熙丁酉（1177）四月刚去常州赴任时，因忙于公务，没有太多闲暇时间作诗。《诚斋荆溪集序》云：“其夏之官荆溪，既抵官下，阅讼牒，理邦赋，惟朱墨之为亲，诗意时往日来于予怀，欲作未暇也。”到了淳熙戊戌（1178）正月，诗人“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从此放弃拟古模仿的道路，不再师法前辈，转而走师法自然的诗歌创作之路。《诚斋荆溪集序》云：“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用以遮面的扇状物），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盖诗人之病去体，将有日矣。方是时，不惟未觉作诗之难，亦未觉作州之难也。”诗人在《跋徐恭仲省干近诗》组诗其三亦云：“传派传亲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

从此以后，工作之余，诗人“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大胆创新，从大自然中取材，用清新隽永、浅显平易、幽默诙谐的语言，描写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自然景物，并融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受，诗歌创作变得“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从“学之愈力，作之愈寡”变为“万象毕来，献予诗材”。这标志着诗人的诗歌创作进入到一个挥洒自如的全新状态，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创造出构思新颖、意趣盎然、语言浅近自然、风格清新纯朴、幽默诙谐、雅俗共赏、自成一家的诗体——诚斋体，也称“活法诗”。不仅备受当时诗人的推崇，也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游《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云：“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 周必大《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卿诗》曰：“诚斋家吉水之湴塘，执诗坛之牛耳。项安世《题刘都干所藏杨秘监诗卷》有“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云：“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

诗人一生奉守“正心诚意”，以“诚”对待万事万物。《诚斋易传》云：“圣人所以爱天下之生，亦如天地爱万物之生也。”《诚斋集·卷93·庸言6》云：“或问断一草木，杀一鸟兽，夫子以为非孝，何也？杨子曰：爱心存乎尔，则及乎草木鸟兽；爱心亡乎尔，则至于无父无君。” 《诚斋集·后序》云：“天以诚而覆，地以诚而载，日月以诚而久照，江河以诚而昼夜混混不息。诚之一字，非圣人畴克尽。此文节杨公以诚名斋要以自明而诚苟有为皆若是也。”

在诗人的笔下，无论日月星辰、江湖河海，还是山川树木、鱼虫花鸟皆有灵性。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归隐家乡；无论是写清幽的小池，还是写夏日的乡村，诗人都带着一颗不泯的童心，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以儿童的视角观察着天地万物，欣赏着人与大自然的乐趣，展现着儿童的天真纯朴，流露着诗人旷达的胸襟与纯真的情思，反映出诗人酷爱自然的自由人格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如“最感横山山上塔，迎人东去送人西”、 “小蜂得计欺侬睡，偷饮晴窗砚滴乾”、“无数盆花争诉渴，老夫却要作闲人”、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儿童道是雪犹在，笑指梅花作雪花”等。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将万事万物人格化，赋予人的性格，使之与诗人亲密互动，其笔下的世界是一个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生活气息浓郁的世界。

诗人大多是自然題材的写景抒情之作，也留下了大量抒发爱国情怀的诗，如《初入淮河四绝句》、《雪霁晓登金山》、《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或直抒对国土沦丧的哀痛和悲愤，或寄托赤子之心和仁者情怀，或鞭挝朝廷的屈辱和无能，或呼吁抗金收复失土，或歌颂力主抗金将领，或忧心国家的命运，或讽刺卖国权奸，但不像陆游那样写得奔放直露、慷慨激昂，而是隐曲含蓄，表现为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现实的深切忧愤。

诗人热爱乡村，体恤农民，留下约70首反映农民生活的诗，如《插秧歌》、《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等，或抒发对劳动的赞美，或反映农民劳动的艰辛和欢乐，或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或寄托对丰收的期盼。

四、杨万里出任江东转运副使及创作《江东集》

绍熙元年（1190）十一月，诗人以直龙图阁任江东转运副使。江东转运司衙门在建康府（今南京）。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诗人抵达建康府，翌日开始视事。

宋代的转运司，俗称“漕司”，为四大监司之一，掌管一路财赋，兼分巡所部、清点刑狱、监察官吏、举贤荐能等。《宋史·职官志·卷7》记载：“都转运使、转运使、副使、判官，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 实际上，转运使是“路”的最高行政长官。

江南东路辖建康府、江州、饶州、信州、宣州、徽州、池州、太平州、南康军和广德军，管辖范围大，是朝廷的主要物资来源地之一。建康府是宋高宗建炎南渡后的行都，称“东都”。绍兴元年（1131）改为留都，绍兴八年（1138）临安府正式取代建康府作为南宋首府。朝廷在建康府驻有重兵，为控扼江淮的军事重镇。终南宋一朝，建康都是军事前线。诗人虽是副使，但光宗特意交待保留正使空缺，让诗人以副使职位履行正使职责。不久，又让诗人兼任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总领，与闻边事，调配军需，考察将帅。

“江东”之称始于汉初，又称“江左”、“江南”，长江自安徽芜湖折向东北走向，到南京附近折向东直到大海，故称长江下游以东、南京到大海以南地区为“江东”，就是现在长三角最发达的地区。江东是项梁和项羽起兵反秦的“吴地”，即今苏州的吴县。《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梁“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下县”是苏州吴县下属的地区。项羽的八千江东子弟便是苏州无锡一带的“吴中子弟”。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在江东地区设江南东道。宋至道三年（997）改“道”为“路”，“江南东道”改为“江南东路”，简称“江东”，管辖苏南、皖南、赣东北及闽中、闽北部分地区。唐宋时代的江东地区是中国最繁荣、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无论人口总数、粮食产量，还是科考及第人数，都居全国前列。杜牧《题乌江亭》诗中有“江东子弟多才俊”。

绍熙元年（1190）至绍熙三年（1192），诗人在江东转运副使任上，创作了500首诗，编订为《江东集》。诗人在《江东集》自序中介绍了任江东转运副使的时间、诗歌创作的地点、诗作的数量、诗集命名等问题，为阐明《舟过安仁》中“安仁” 的具体地点提供了线索。《诚斋江东集序》曰：“绍熙庚戌十月，予上章丐外，蒙恩除江东副漕。辞行诸公问，参政胡公笑劳曰：‘诚斋老子是行，天不以其欠《江东集》耶？’予谢不敢当也。既出修门，友人巩丰追送予于舟次，因举似胡公语且自笑曰：‘金陵六朝故国，句未易著，又经半山品题，著句亦未易。丰曰：‘先生何畏焉？钟山吾师也。石城大江岂欺我哉！金陵之胜绝，固也。抑诗家未有勍者与有勍者？则与半山并驱诗坛，未知风月当落谁手。先生何畏焉？’予复谢不敢当也。既抵官下，再见夏时，因集在金陵及行部广徳、宣、池、徽、歙、饶、信、南康、太平诸郡所作，诗得五百首，乃命曰《江东集》。”

五、《舟过安仁》创作于杨万里任江东副使的第二次行部途中

“行部”，即“巡行所属部域”，“巡视” 之意。诗人在江东副使任上行部两次，视察所辖州县，推举贤才，罢黜庸吏，足迹遍布整个江南东路。

第一次行部为绍熙二年（1191）。从《八月朔晓起趣办行李》可知这次行部于八月初出发。“朔日”指农历每月的第一天，即初一。月球和太阳黄经相等，称为“朔”。从《望见钟山》的“辞俸钟山一月前，如何知我北归轩”可知诗人这次行部历时约一个月。从《八月朔晓起趣办行李》到《儿侄新亭相迎》之间的其他诗作可知，此次行部经秣陵、溧水、建平、宣州、青阳、池州，再沿长江回到建康。

第二次行部为绍熙三年（1192）。从《寒食前一日行部过牛首山》可知这次行部于寒食节前一天出发。牛首山，又名天阙山，地处建康南北中轴线上，因山顶双峰并峙形似牛头双角而得名。根据《舟过鹅行口，回望和州鸡笼山》的“两月青山不暂离，入城未见有山时”可知，这次行部历时约两个月。鸡笼山是著名的佛教、道教圣地，坐落在安徽和县西北隅的善厚镇。

诗人从建康出发，取道宣、歙等皖南各州县，进入赣东北的浮梁、乐平等地，再沿信江途径上饶、弋阳、安仁、余干等地进入鄱阳湖，从鄱阳湖抵达都昌、庐山一带，最后沿长江巡视淮西路辖区并返回建康。诗人乘船经过的安仁属于饶州鄱阳郡，正是江东转运司管辖的地区之一。

诗人在这次行部途中共创作了213首诗，《舟过安仁》组诗五首创作于这次行部期间。在《江东集》中紧随《舟过安仁》五首组诗之后的是《过鄱阳湖天晴风顺》组诗二首，表明诗人视察安仁后接着就到了鄱阳湖。

根据《江东集》的编排顺序、诗作的内容和出现的地名，大致可以推断诗人第二次行部的路线：建康→宣城→宁国→绩溪→新安→休宁→祁门→浮梁→乐平→翥山渡→弋阳→安仁→余干→鄱阳湖→都昌→彭蠡湖→庐山→江州→彭泽→东流→池阳→铜陵→芜湖→和州→建康。几乎环绕了整个江南东路所辖区域。

六、《舟过安仁》的创作时间

《舟过安仁》的创作时间可以根据《舟过安仁》前后的诗作为线索进行推测。

诗人在《过翥山渡》中有一段小序：“自闰月十九日过宣城，入宁国、绩溪、新安、休宁、祁门、浮梁至乐平，皆山行。三月四日出乐平南二十里许过渡处，始得平地，江流甚阔，喜而赋之。” “闰月十九日”，指绍熙三年（1192）农历闰二月十九日。从序言得知，诗人于绍熙三年（1192）农历闰二月十九日经过宣城，三月初四出乐平城南20里处的翥山渡。接着沿信江经上饶、弋阳到达安仁。《舟过安仁》的下一首是《过鄱阳湖天晴风顺》。在鄱阳湖因风浪大、行船不便，泊船于余干北部的康郎山旁，在船上住了3晚，作《闷歌行十二首》。《闷歌行十二首》序曰：“阻风泊湖心康郎山旁，小舟三宿作闷歌行。”诗人从常州离任回乡途经鄱阳湖所作的《四月十三日度鄱阳湖》序曰：“湖心一山曰康郎山，其状如蛭，浮水上。” “阻风”过后继续行程，从康郎山过湖入港，小泊棠阴砦，作《明发康郎山下，亭午过湖入港，小泊棠阴砦，回望豫章西山，慨然感兴》。离开棠阴砦后寄宿在四望山（原鄡阳县治所），作《宿四望山下望庐山》。而后从四望山经过都昌县进入彭蠡湖，作《明发四望山过都昌县入彭蠡湖》。在庐山游览时，作《宿庐山栖贤寺示如清长老》、《题栖贤寺三峡桥》、《遍游庐山示万杉长老大琏》、《赠归宗长老道贤》等。离开庐山之后，作有《过江州岸回望庐山》、《大姑山》等。大姑山，也叫大孤山，位于鄱阳湖中，因山形如鞋似靴，故又称鞋山或靴山。

在去舒州（今安庆）的路上因“阻风”被困1日，作《阻风乡口一日，诘朝船进，雨作，再小泊雷江》；在舒州长风沙又因“阻风”停泊，作《阻风泊舒州长风沙二首》。过舒州后，作《三月晦日》。“晦日”指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此时的月亮即将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中间，太阳与月亮几乎同时在地球上落下，看不到月亮，故名“晦日”，就像太阳与月亮一起结伴回家休息一样，故又名“日月合宿日”。

由此可见，诗人于绍熙三年（1192）三月初四到乐平城南20里处的翥山渡，三月底过舒州。因此诗人大致是在三月中旬经过安仁，并作《舟过安仁》。

诗人是江西吉水人，在京城临安做京官时，多次往返于京城和家乡之间。南宋时临安到吉水的交通是从钱塘江及支流到玉山，再由玉山进入信江，途经安仁至鄱阳湖，再沿赣江上溯至吉水。所以，诗人曾多次途径安仁，并留下多首以“安仁”为题的诗，如《过安仁岸》、《余干泝流至安仁》、《过安仁市得风挂帆二首》等，其中的“安仁”都是江西的安仁县。

庆元六年（1200）七月，诗人次子杨次公赴湖南安仁县任监税官时，诗人专门写下《送次公子之官安仁监税》。诗云：“汝仕今差晚，家庭莫恨离。学须官事了，廉忌世人知。争进非身福，临民只母慈。关征岂得已，龙断欲何为。” 教导儿子为官要廉洁奉公，对待百姓要像慈母对待子女一样，不能向百姓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杨次公任监税官期间，谨守父亲的教诲，后来被提拔为宣教郎、潭州湘阴县令。《忠节杨氏总谱·塘延宗公派总图》载：“次公，行八二，字仲甫，号梅皋，官终宣教郎、潭州湘阴宰。葬任家塘福寿院上，配李氏，系出谷平通直郎次鱼公孙女，赣县主簿仲承公女，慈孝温柔，翁姑称为佳妇。”杨次公的丈人李槩，字仲承， 1162年中解试，1187年为特奏名进士，官武冈县簿、赣县主簿等。诗人作的《赣县主簿李仲承墓志铭》云：“予中男次公之妇翁李仲承主簿,……女三人，长适承务郎、监衡州安仁县税杨次公”。

综上所述，根据《舟过安仁》创作前后诗人的行部路线、时间等因素分析，可以确定《舟过安仁》中的“安仁”是江西的安仁县，即现在的余江县，而不是湖南的安仁县。

注释：

①李琼林。匆匆走过的历史背影——杨万里的安仁情缘。自由新闻，2019.6.13.

②刘知生。《舟过安仁》地点辩析。湘楚网络文学，2023年第609期.

③焦培民。地名注释质疑及写作背景分析。教学月刊（小学版），2010年第5期.

④李嘉。杨万里《舟过安仁》地名考辨。汉字文化，2019年第3期.

⑤湘图君。湖南地名的由来。《新湘评论》2015年第2期.

⑥陶维英著，锺民岩译。《越南历代疆域-越南历史地理研究》。商务印书馆, 1973版.

⑦储劲松。归袖翩然——杨万里最后十九年。天涯，2023年第3期.

致谢

在拙作收集资料和撰写过程中，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张伟然教授惠赠《中国历史地图集（精装本）》、《嘉庆安仁县志》、《同治安仁县志》、《嘉靖衡州府志》、《湖南通志》、《广东通志》等电子版史籍。谨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作者简介】：阳寿懿，湖南省安仁县永乐江镇禾市村人。曾在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住新加坡。喜读文史类、民俗类的书籍和文章，亦爱好摄影和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