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鸡鸭，是我少儿时一件不算辛苦又有乐趣的事。

　　人民公社化前，家乡农户经营有一种“自由”的空气，各家各户可以随心所欲地养鸡养鸭，养多养少自己看着办。所饲养的鸡鸭一般是自宰自食或过节、请客、送礼做人情。我母亲是把操家理业的能手，除养了两头母猪外还养了一群狗，而饲养的鸡鸭常年存量有30多只，且鸡、鸭仔都是她亲手所孵。养的这些是为解决家里经济困难，如子女读书和家里买这买那的开支。平时是在家里圈养，弄些菜叶、蚯蚓等作饲料。当晚稻、黄豆、红薯收完后便去放养，鸡鸭每天的“送接”一般由我来做。

　　一大早，我挑着鸡鸭去放，尽管有60多斤重，但只需走300多米远，不是很吃力。送到永定渠下的那片稻田将鸡笼盖一打开，它们便急不可待地飞了出来，好像关了一晚该“自由”了，要在广阔天地里“舒筋松骨”、尽情“释放”，跳啊!叫啊!展拍翅膀啊!有只公鸡还发癫似的围着母鸡打转“作爱”。有次一位路过的大叔看了说：“这只骚鸡公好坏，把别的鸡都赶跑了，要杀掉它。”其随同的小儿子却说：“杀不得，杀了母鸡就下不出蛋了。”旁人听了他父子俩的话后便编造出了 “杀了，母亲就生不出崽了”的笑话，传说了好久。不一会鸡便三五成群地向田野散去，那里有它们吃不完的虫子、谷粒、杂草等食物，而鸭子则飞向那口名叫藕塘的池塘里边游边吃小鱼、虾、蚌、田螺之类。黄昏时分，吃饱了的鸡鸭又回到笼子里，我按时去挑回来。无论天晴下雨、刮风下雪，几乎天天如此。这样的“接送”一般要搞到第二年的春播前。

　　那时，鸡鸭在田野里很安全。或许是背屋山上林茂柴多，各类小鸟、小动物也多，黄鼠狼、野猫之类在山上能“丰衣足食”不必下山觅食，所以很少发生咬鸭背鸡的事。那时的民风也纯朴，不是自己的哪怕是个鸡蛋鸭蛋也要还给人家。有次，我家有只鸡跑到人家的鸡笼子里去了，晚上母亲清点时发现后，正着急要去找时，有位周伯妈将鸡捉来。原来她在清点时发现多了一只，估计是我家的便送来了。这些都体现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鸡鸭似乎也很听话，有天下午，我们全家人都去走亲戚家要把鸡鸭早点收回，中午去把鸡笼一放，“咯咯……”地叫几声，它们便纷纷赶来进笼子。母鸡也很少在外面生“野蛋”，一次有只母鸡好久不下蛋了，家里人感到很奇怪。一段时间后，它居然带回了一群小鸡，原来是它在田坎下的一个草窝里自生自孵。

　　农家养鸡鸭到了人民公社时就少了，特别是在“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中，除完成“派购”任务外几乎不能自养。我回家过年还要开“后门”买几只鸡带去。改革开放后，家庭养殖业如春回的燕子“飞”进了农家，养鸡养鸭又恢复了当年的生机。有次回家，一位邻居说：“家乡的记者，你母亲那么大的年纪还养了那么多鸡鸭，这是搞多种经营，也要登报表扬吧。”我笑着回答：“她老人家劳动惯了闲不住，同时也是在为儿孙们服务。”

　　放鸡鸭虽是记忆中的陈年老事，但农家自养鸡鸭却有不老的话题。现在时代不同了，饲养的方法在创新。各类鸡场、鸭场多了，一些助催生长的饲料和“生长素”也多了，产量自然大大增加。市场供应虽然足了，但吃起来总没有家养的那种“口感”，连煮出来的鸡、鸭汤色彩都不一样。所以农家的鸡鸭虽然长得慢、个儿不肥不大、产下的蛋也小，却很受“青睐”，买者宁可多花些钱也要这“土”字号的。一些市场上的叫卖者称：“我这里的是‘土鸡’、‘土鸭’、‘土蛋’哩!”但是与不是多数人一看便知，这也是人们对“自然”、对“生态”的一种感知和偏爱吧。